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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优化的国际大都市经验和对北京的启示
文章作者:王广州 王智勇  发布时间:2011-06-22 10:21:51

摘要:东京、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在人口结构优化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对于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而言,应当及时甚至及早做出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人口结构调整,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经济的稳步增长,解决都市人口老龄化问题。

关键词:人口结构优化;国际大都市经验;北京

Abstract:The change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should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should be adjusted as early as possible so as tomatch with industrial structur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industries and the steady growth of urban economy. 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 experiences in optimiz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such as Tokyo’s, London’s and NewYork’s, are worth Beijing learning in many aspects. It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like Beijing to optimize timely population structure, to comply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industries and to promote the city’s economy steady growth. In addition, optimizingpopulation structurewill alsohelp address the problemofagingin urban areas.

Keywords:Optimization for demographic structure;Experiences frominternationalmetropolis;Beijing

 

       自2000 年以来,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对城市而言,如果只算户籍人口,那么老龄化的程度更高,更值得关注。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经济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最显著的变化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而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第三产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比重更加突出。许多研究都表明,无论是从年龄结构还是从产业及就业结构来看,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1]因此,必须及时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城市经济的稳步增长。

一、人口结构优化的内涵、意义和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和调整,主要体现在年龄结构、产业结构和教育结构等方面。从年龄结构的角度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有呈现老龄化的趋势,从而提高社会抚养比例,增加社会抚养负担。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在不同产业间的比例是变化的:工业化之前,大多数劳动年龄人口都在第一产业就业;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第二产业劳动人口比例不断提高;而在后工业化社会,以高技术和高端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劳动人口将持续上升,第一和第二产业劳动人口比例下降。从教育结构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会持续上升,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知识结构的要求。

        人口结构优化是指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使社会人口结构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特别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并起到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作用。人口结构优化的核心是劳动力结构的优化,使劳动力与资本的配置更加合理。对于城市而言,人口优化的目标除了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稳步增长以外,还包括减轻城市交通、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压力与负担,使得社会财富的积累可以更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推动经济更快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优化可以促进产业就业结构的合理化,使新兴产业获得稳定可靠的劳动供给,促进新兴产业的快速稳定增长。

        现阶段的人口优化,主要是通过教育培训提高现有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技能以及引进人才来实现人口的年轻化和专业化。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引入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年轻人才,增加劳动年龄人口,降低人口的平均年龄,从而降低人口抚养比。二是通过教育培训或者引入人才,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产业间的分布符合产业结构的要求,特别是符合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在知识和技能结构上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从而达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

二、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结构优化的经验

        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促进人口结构的变化。掌握都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进行人口结构优化的基本依据。现阶段,国际大都市核心产业的构成和特征表现为产业结构服务化、制造业内部高级化、服务业现代化和高端化。在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也适时跟进,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正不断地推动城市功能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可以归纳出一些基本的经验。

1.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年龄人口的产业间分布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就业人口结构最明显的变化表现为第二产业劳动人口的迅速减少和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快速增长。伦敦是老牌的工业城市,但1961 年至1981 年间,伦敦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145 万降到了65 万,到1998 年其制造业就业人口只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10%左右。同时,其服务业则蓬勃发展,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77 年的66%上升到1984 年的77%。而纽约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产业结构出现了制造业的急剧衰退与金融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崛起的双重变化,表现在就业结构上也是如此。从1950 年后纽约制造业就业人数就开始减少,并主要向印刷出版业、服装业等都市工业集聚。同时,纽约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的成长,形成包括费城、布法罗—尼亚加拉等城市的大都市圈。在东京城市发展史上,其制造业曾在全国占有突出比重,但附加值数和就业数则呈现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产出比重则高达90%,就业人数占东京总就业的80%以上。

2.国际大都市总部经济持续增长,推动城市人口结构优化。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在金融、证券、保险、软件、计算机服务业等行业中,总部向大都市聚集的趋势非常明显,由此也形成了国际大都市特有的总部经济现象。在国际大都市中设立总部,可以有效地获取最及时的信息,促进与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沟通,使企业或者行业自身能通过国际大都市的良好辐射效果发展。纽约具有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教育科研资源,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源优势,同时也因其交通发达,金融业和服务业体系完善,以及文化和环境优越等因素,成为纽约总部经济的坚实基础。在东京经济构成中,总部经济占20%,其间接效应非常大。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伦敦在证券、外汇、海事和航空保险、债券保险和交易、银行间拆借等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促成了总部经济效应。据统计,到2003 年,约有200 多家外国银行在伦敦设立分行或子行。截止到2006 年,伦敦创意产业约占英国创意产业总产出的1/4。目前伦敦利用人才资源和大都会的优势,使创意产业成为城市新名片。[2]企业把总部设在大都市,实际上是把企业的高端人才也相应地向大都市集中,通常来说,企业的高层、技术精英、管理精英等高端人才都汇聚于总部,以便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并加以贯彻实施。而大量的企业把总部设在大都市,显然也会对人才的集聚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从而促进了都市的人口结构优化。

3.都市产业与人口分布的逆城市化。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是“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或者说是郊区化。所谓逆城市化是指城市经过长时期的成长之后,开始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在某一地区城市化程度开始降低,特别表现在大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

        20 世纪80 年代前内外伦敦均呈现出人口的扩散态势。据统计,内外伦敦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 18.39‰和- 4.87‰,即大伦敦呈现出明显的逆城市化现象,其中内伦敦的逆城市化现象更加明显。美国的郊区化从19 世纪就有了,二战之后大量出现。美国的交通十分发达完善,道路建设直接促进了郊区的成长。早期的郊区化是以居住为主要目的,后来渐渐演变。到了20世纪80~90 年代,郊区包括了工业、商业、办公等场地,具有多元化的用途。美国布法罗—尼亚加拉城市带隶属于纽约大都市圈,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逆城市化的趋势也非常明显,整个90 年代,美国大都市的人口增长了13.9%,但布法罗—尼亚加拉城市带中心区的人口却减少了1.61%,基本上都迁移到了城郊区。现如今,布法罗—尼亚加拉城市带64%的人口都居住在郊区。[3]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样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城市中心区人口减少,而郊区人口则增长较快。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瑞典的城市工业就业的比例开始下降,而公共部门就业比例趋于上升,信息、新技术和专业知识技能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应地,这些新兴行业的就业比例也日趋上升。同时社会阶层在逐渐分化,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高新技术的人因为能够适应新兴产业的要求而得到社会的积极认可,相反,教育程度不足,无力掌握新技术的人则越来越处于社会的边缘。这种社会分层的结果是位于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在下降,而位于城郊区的人口在上升。中心区人口比例从1970 年的62%下降到1992 年的51%。[4]

三、国际大都市人口结构优化对北京的启示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调整,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比例下降,第三产业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根据北京统计年鉴的数据,从1992 年起,北京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超过第二产业,到2008 年,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为72.4%,而第二产业仅为21.2%。为了举办2008 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市提前几年对一些重工业进行调整,例如把首都钢铁厂迁出北京。在城市建设进程中,北京也逐渐把一些污染大、能耗高的企业加以关停并转,例如,2006 年7 月关停北京焦化厂,并使其搬迁至河北唐山。

        紧随产业结构调整发生变化的是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未来人才需求结构也会随之而变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相适应,北京的产业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的比例持续上升,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迅速增长将是未来北京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此,未来北京对于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人才需求将会持续上升。在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人才结构的转变过程,越来越多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需要向第三产业转移,或者需要大量引进第三产业人才。

        老龄化是北京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北京也是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老年人口比例逐年提高,不仅使得北京的劳动力供给在相应地减少,而且也给北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如何对人口结构加以优化以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担也是北京未来发展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结合伦敦、东京和纽约等国际大都市人口结构优化的经验,着眼于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北京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是如何提高现有人口的教育水平,以适应新兴产业的要求。第二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北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北京已经发展成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2009 年北京制定实施了促进影视动画、网络游戏、出版发行等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文化创意产业逆势上扬。影视制作、动漫网游等行业收入增幅超过30%。目前,总部经济在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北京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第三产业中,高端服务业的比例依然较低,与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不符。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北京的人口结构有关,即人才的供给不足限制了北京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之后,虽然大量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被释放出来,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劳动技能很难适应高端服务产业,若不加以专门的技能和专业培训,难以成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力量。因此,对这些原有的第二产业工人进行技能培训是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源的一个有效途径。

        从2000 年到2005 年,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显著的提高,特别是表现在15~30 岁年龄段以及40~55 岁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如图1 所示,图中的曲线还表明,年轻一代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他们的前代。

        从表1 可以看到,在受教育水平和高科技产业人员的比重等这些指标上,北京与其他三大都市的差距非常明显,而在高端人才比例方面,北京远远落后于三大都市。

        因此,北京在大力发展以高端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过程中,必须要解决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北京应该吸取其他城市的经验,充分利用己有的教育科研机构,发挥其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作用。北京拥有全国最密集最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教育科研条件得天独厚,这些都为北京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台湾新竹的迅速发展就得益于国立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工业研究院等高科技学术机构源源不断地为科技发展提供人才,为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提供优质服务。印度的班加罗尔在其IT 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本地优异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班加罗尔云集了如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国家高级研究学院和印度信息技术学院等许多名牌大学,他们是科技创新的大本营和IT 人才培育基地。美国洛杉机依托众多大学为基础,在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培养方面不遗余力。据统计,洛杉矶有14 所地方大学开设艺术及设计的高级课程,充分开发和培养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他们开始新一代汽车,服饰,电影和装饰品的设计创造。正是由于拥有如此明显的艺术及设计培训和创新优势,近些年来,整个世界的设计人才都涌向洛杉矶,在它的设计院校以及街头巷尾寻找创作灵感。

        其次,是如何创造条件积极有效地吸引年轻人才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以降低社会抚养负担。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注重知识和技能的发挥,对从业人员的文化教育水平有更高的要求,而掌握这些知识和技能的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通过源源不断地吸引年轻人才,还能有效地扩大劳动年龄人口,从而减轻社会抚养负担。在这方面,台湾新竹就是很好的典型。新竹市通过引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而使得抚养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使人口趋于年轻化,社会抚养负担减轻。[5]事实上,通过吸引年轻人到大城市里工作,已经使许多城市的社会抚养比降低,人口整体要年轻化。

        英国伦敦与英国整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对比显示。伦敦的人口要比英国整体人口年轻。事实上,伦敦主要是通过吸引外来的年轻人才不断地补充本地的劳动力供给,从而使得整体的人口结构趋于年轻化。在许多其他大城市,情形基本与此相似,因为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故而也容易吸引年轻人才。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对年轻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长期以来,正是依托着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不断地涌入,这些城市整体的年龄结构远优于只按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最近几年,随着住房成本的迅速上升,“远离北上广”已经成为许多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时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当前北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活成本过高,尤其是居住成本极高,近几年房价的高涨已经使相当一部分人才迫于压力离开北京。这对北京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北京的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缓解成本的上升,使年轻人能够较好地在郊区工作和生活。因此,利用相对低成本的居住条件去吸引人们在北京郊区扎根创业发展是当前形势下的一种有效措施。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核心与外围住房和居住人群的动态演变恰恰说明了核心与外围城区的一种互动演进过程。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因其收入不高,工作尚未稳定,无力在核心区居住,只好在外围区域居住,随着他们收入的提高及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也向核心区域迁移。[5]除此之外,创造宽松良好的条件吸引优秀人才是促进北京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日本筑波科学城完全是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项目,为了吸引人才,筑波市将中心地区作为“研究学园地区”,有计划地布置实验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商业和服务设施、住宅等,其他地区作为“周边开发地区”,实现与研究学园地区的均衡发展。不仅如此,按计划需要转移或新建的国立实验研究机构也是筑波科学城发展的关键因素。东京教育大学1973 年迁到筑波,更名为筑波大学,现在已是日本著名的国立大学。美国硅谷之所以能产生大量的优秀人才,并且能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政府、企业和学校同心协力,十分注重对于高素质、复合型、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培养和使用,为各路人才的成长在文化、工作、政策、法律等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综合环境。

        第三,北京应充分利用城市郊区化带来的机遇。随着我国大城市人口和经济的不断集聚,城市中心区已出现十分拥挤的局面,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现象日益明显,近一年来,北京的交通拥堵现象十分突出,已经广为全国关注。为解决此问题,北京市政府开始引导中心区人口和产业向郊区大量迁移,出现“逆城市化”或郊区化现象,逆城市化是大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避免的趋势。在北京,随着土地成本的迅速上升,许多企业都开始重新考虑区域定位,逐渐向城市外围发展,以节约运营成本。几年前摩托罗拉公司总部从北京国贸迁到望京就是明显一例。长期以来,北京的郊区由于人口规模过小,无法吸纳来自中心城区的产业、项目和信息等资源,难以发挥区域增长中心和增长极的作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6]郊区化正好给郊区的经济成长带来了良好的机遇。近些年来,北京的郊区化进展迅速,许多郊区都纷纷制定了符合自己区域特色的新产业发展定位。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的一些外围区域实际上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将有助于促进北京市各区之间的均衡发展。例如,在首钢搬迁之后,石景山区确立了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发展方向。丰台区正在努力打造总部基地,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丰台建立总部。亦庄则逐渐形成了以汽车工作和电子信息服务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基地,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郊区化,实际上是在逐步把产业往郊区转移的过程,从而有助于推动郊区经济的增长。在人才方面,各区应充分利用区内土地资源,吸引高校在区内办分校或者学院以缓解区内人才不足。不少城市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深圳、珠海、苏州,北京的昌平和丰台走在了北京各郊区的前列,吸引了许多高校开设分校或分院。实际上,即使只是吸引知名中学到区内办分校也有助于改善区内的教育资源,从而为吸引人才创造条件。在产业结构方面,各区应确定符合区域优势的新兴产业,落实积极的扶持政策以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继红. 关于我国的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甘肃科技,2006(1):6- 9.
[2] 李杰义. 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的动力模式与路径选择—以上海的人口布局和产业调整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0(4):31- 33.
[3] CRAIG D. ROGERS.Shifting Spatial Patterns of a Monocentric Metropolitan Area: The Evolution Of An Employment Cluster[J]. The Buffalo- Niagara Falls, New York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 (MSA): 1990- 2000,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s Research, 2007,vol5.(10) :73- 84.
[4] LARS- ERIK BORGEG?RD, JOHAN H?KANSSON. Population and Housing Dynamics in a Metropolitan Region The Case of Stockholm[EB/OL]Working paper,http:/ /www.ibf.uu.se/ PUBL/Wp/Wp16.pdf,1998.
[5] 陈惠如.新竹市人口变迁之研究1982- 2005[D].台北教育大学硕士论文,2007.
[6] 冯刚. 北京郊区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发展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区为例[J].城市问题,2006(5):45- 50.

文章出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