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往往会出现“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高校扩招在客观上大幅推动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使中国得以在某些新兴行业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储备。未来，为了完善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设置合理的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比例关系问题，将是教育改革极其重要的方向性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说制造业劳动力紧缺已经说了十几年，发展到今天，局面是怎样的，呈现出什么新的特征？我们说劳动力短缺的时候会特别强调“结构性”，在今天的环境下如何理解这三个字？

　　都阳：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结束以后，制造业部门就开始感受到劳动力的“短缺”。实际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反映就是企业需要不断提高工资，才能招到工人。因此，过去十几年是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最迅速的时期。以农民工为例，2005～2020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4%。如果我们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中国这一时期的工资增速也大大快于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

　　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的确使得就业结构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首先，从就业的行业结构变化看，从“十三五”时期开始，制造业部门已经成为就业净损失的部门，中国就业创造的主要来源是第三产业；其次，为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也大大提升，2013年制造业部门每万人使用工业机器人为2.7台，到2018年增加到39.6台。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实，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既有劳动力供求总量变化的原因，也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总量的原因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从企业的角度看，经济结构在迅速变化，往往会面临一些特定的岗位缺乏合适的人员，体现出“结构性”的短缺，但这可能是经济结构迅速变化时期的常态。

　　在劳动力供给上，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从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变化趋势看，我国的非农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更为迅速。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意味着宝贵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不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这一趋势持续下去，会使劳动力市场的总体规模不断缩小，并直接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都认为制造业需要升级，一些企业也已经在进行智能制造。这会对劳动力的技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技术工人的短缺是现在制造业升级面临的重要挑战吗？

　　都阳：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使得制造业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密，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专业化。这种趋势会引发技能的需求和供给产生一系列变化。

　　首先，技能可能与更加细分的工作任务相关，在一个企业里的各项技能可能成为一个谱系，而不像以往只需要若干项技能就可以胜任一个职业。在不同的岗位上，执行不同工作任务的劳动者所使用的技能都在不断增加。以前，我们说一个钳工就是一个技术工人了。但现在，钳工可能需要操作一个机器，为此你还需要掌握一些电脑知识，就像是外卖员也必须知道怎么使用智能手机一样。以往将劳动者按照二分法划分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可能显得过于简单。

　　其次，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化，使得技能的“折旧”也在加速。例如，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可能替代很多相关的岗位，而原本那些岗位上的技能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这些新趋势的出现对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形成了重要的挑战。首先是“谁来培训”的问题。制造业部门的迅速转型，使得“干中学”越来越重要，职业培训体系也必须向需求端前移，与企业的实际技能需求更紧密地结合。如果继续依靠传统的职业技校为主的体系，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其次是全部人力资本投资中，如何安排一般性的教育和专业化的技能的比例关系。从目前的情况看，对于如何顺应经济转型产生的技能需求，存在一种线性思维：因为技能越来越重要，所以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比例越来越高。但我们可能忽视了经济转型加速、技能“折旧”加速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相反，我们应该认真评估通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对于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适应各种技能挑战的重要性，把通识教育和“干中学”体系更好地结合起来。

　　至于所谓的技能短缺是否严重，是否制约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个问题很难直接回答。但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制造业近年来转型升级的过程和整个产业部门发展的结果，应该可以推测，中国制造业较好地应对了升级对技能需求的挑战。

　　例如，中国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在快速提升，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的增速位居世界前列，这必然对应着相应技能的劳动者的就业不断增长；过去一年中，我国的制造业经受住了疫情的大考，展现了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应对冲击的韧性，这说明中国制造业不仅分工更细密，产业链的配合也很紧密，这肯定离不开产业工人素质的提升；在过去几年中，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升，体现出制造业的竞争力在不断增强。所有这些变化都说明制造业部门已经较好地应对了前期技术工人短缺带来的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一篇演讲中提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之所以没能成功跨越是因为“人力资本积累”上遇到了困难。我们怎么理解“人力资本积累”这个概念？从全球范围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都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没有能够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徘徊的状态。世界上各个经济体的差异性很大，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发展停滞的因素有很多，“人力资本积累”是其中之一。我们说的人力资本就是指支持人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东西，它包括知识和技能，甚至也包括健康。所谓“人力资本积累”可以理解为一个经济体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

　　从世界经验来看，规律性认识包括两点。其一，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大量需要一般产业工人的时候，义务教育就能够产生很好的结果，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就需要对高等教育有更多的投资，这意味着需要花的钱会更多。不少经济体不能保证这种持续投资，它的人力资源从而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

　　其二，一定要不断改革，让人力资本积累体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前面提到的在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加速转型的发展阶段，对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以及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比例关系问题，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向性问题。虽然可能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但一定要对现有的政策体系及其执行效果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从而为完善我们的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做好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在研究中提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义务教育投入，培养了大量符合这一时期产业发展特征的产业工人，为当时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接着，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实行了高校扩招。但是大学生就业难一直是一个社会关注的议题。你如何评价扩招的效果？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总说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存在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错位？

　　都阳：的确，我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普及义务教育，对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当时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下，家庭面临的问题是上不起学，于是通过公共资源投入让适龄的孩子能免费读完初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工程。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不仅得益于发展初期巨大的人口红利，也得益于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匹配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后来，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出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高等教育扩张的难度较之早期的义务教育发展更大：当时建立全面覆盖的义务教育体系的需求是非常明确的；义务教育体系建设的内容是非常确定的；投资的效果和回报也是非常明确的——文盲学会了读书识字就能够从事非农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由于义务教育有显著的社会效益，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责任也是明确的。但在高等教育的扩张中，显然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而且，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更加直接，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加导致的青年失业率提升，必然会引发供给和需求是否错位的讨论。

　　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带来了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下不同发展路径的讨论。一种模式是以需求为指引的模式，即劳动力市场发出就业、工资等信号，引导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而我国高等教育在短期内大规模扩张更具有供给为主导的特征，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还没有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

　　其实，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为指引的模式下，技能供给与岗位的匹配效率更高，但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形成的时间可能更长，因为教育的调整是一个渐进适应过程。以供给为主导的模式，则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劳动者的平均素质，但容易在劳动力市场形成错配，大规模的青年失业也可能造成较大的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损失。

　　客观地看，由于短期内大量的高等教育供给，必然压低高素质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这虽然降低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但也使得我们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因为拥有工程师红利而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高等教育的扩张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当前看更重要的是将扩张的结果转换成积极的因素，利用好这个红利。近年来，我国一些产业部门的发展已经使我们的工程师红利初露端倪，例如，信息技术、医药的CRO、部分高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由于丰富的人才储备已经逐渐展现出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三联生活周刊：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现在有一种担心是，年轻人都去送外卖，会更加加剧第二产业缺人的问题。而且在零工经济里，劳动力的技能得不到提高，会成为风险所在，你是怎么看的？还有人担心这些劳动力在服务业部门就业，会影响制造业的发展？

　　都阳：近年来，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催生了许多新的就业模式，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也引发了你所提到的一些担忧，如何看待这些新就业形式，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其实，灵活、非正规的就业方式由来已久，从以往的经验看，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时期，非正规就业的比重会上升。但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新就业与以往劳动力市场调整时期的非正规就业有很大的不同：从业者的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平台经济的从业者是自愿选择这种就业方式。因此，我们很难说他们的就业质量不如依托雇主的正规就业。

　　当然也有人出于人文关怀，提出零工经济的从业者缺乏技能提升通道，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遭遇困境的问题。类似的讨论，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充分发展的时期也有过，只不过，经济的发展最后并没有按照悲观的路径实现当时的预言。其实，决定平台经济从业者未来发展轨迹的，并不是目前的从业状态，很多优秀的企业家都有过初期艰苦打拼的故事。从个人角度看，企业家精神和终生学习的能力是个人成长的原始动力；而社会是否能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开放、竞争、流动的要素市场环境，则是公共政策更应该关注的方面。

　　平台经济的就业也不会损害制造业的发展。我认为造成制造业部门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是一段时期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这种情况叠加劳动供给的总体偏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损失就业岗位是正常的现象。

　　其实，在很多经济体人们开始担心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如前所述，中国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提升，制造业已经成为就业净损失的部门，平台经济带来的新就业机会实际上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平台经济从业者的脆弱性，传统的基于雇佣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很难在平台经济中发挥作用。这是公共政策可以积极作为的领域。构建基于工作任务的保障体系，为这部分劳动者提供社会保护是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