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各利益攸关方的意愿不说，目前，有很多劳动者在尚且 年轻 时，就以各种原因和方式加入退休群体，这是客观的事实。根据中国城市劳动力抽样调查的数据，2005年全部抽样人口的实际退休年龄平均仅为51.6岁，其中男性约为55.7岁，而女性则为49岁；到2010年，实际退休年龄略有增加，全样本的平均值推迟到了53.4岁，其中男性57.8岁，女性50.3岁。相对于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而言，这一组数值也是很低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2005年58%的男性职工和89%的女性职工选择了早退，而2010年则有44%的男性职工和84%的女性职工选择早退。也就是说，很多人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休了。不管原因如何，这个数据意味着社会上确实存在很大一部分人愿意在相对年轻的年龄退休。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如果退休者不再返回劳动力市场，将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实际调研的数据也的确表明，已经退休的人重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很小。

　　实际上，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设计也与其他劳动力市场制度紧密关联。养老体系的健康与可持续，不仅仅取决于退休年龄的界定，也取决于具体的方案设计。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让养老体系持续的核心在于保持劳动者生产率的不断提升。

　　我国现行的养老金体系是事实上的现收现付制，因此，养老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即期的产出。老龄人口退休后，他们对社会产出的贡献就会减少，社会还要为他们支付养老金。当然，如果这部分养老资源可以通过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的产出支付，那么养老体系仍然可以达到平衡。这实际上给出了任何一个经济体，养老体系可以持续的基本条件：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的边际产出与退休者的边际产出的差额可以维持养老金的支付。这一基本条件是否有可能成立取决于一系列因素。

　　代际的生产率差异越大，则养老体系越有可能持续。新进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比已经退休和行将退休的劳动者高很多。如果说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或者说劳动力市场能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更高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应该获得更高的回报。这也就意味着新进入者的劳动边际产出应该远高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退休者。但是，近几年劳动力市场上的真正情况却并没有理论预期的这么乐观。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18-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恰恰是这部分人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他们的高失业率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如果青年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对养老体系的可持续造成挑战。

　　如此看来，青年失业这样一个貌似与退休制度关系不大的问题，实际上却影响着养老体系的持续性。从国际经验看，青年失业居高不下，可能与就业保护等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设计有关，也与人力资本积累体系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程度有关。在中国，还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结构相关联：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也就无法给人力资本更高的年轻人提供适合的就业岗位。现在经常讨论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反映的正是这一现象。

　　单位劳动力成本（即劳动成本与劳动生产率之比）的变化也与养老体系的持续性相关，单位劳动力成本越高则越不利于养老体系的持续。中国这几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十分迅速，尤其是在2003 年以后。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为100，2003 年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大约是其34%，但2011年已经超过了40%。在同一时期，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却在下降。如果要维持现行养老金体系的正常运转，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显然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还有其他一些制度性因素影响着养老体系持续性。例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可以降低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从而有利于筹集养老资源；合理的养老金替代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综上所述，我认为退休政策改革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承认有一部分群体不愿意延长退休年龄的事实，同时也要针对这一事实进行更细致的研究，理解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里。这样才不至于很武断地提出一个方案，引起公众的反感。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表明，对利益攸关方的诉求不清楚或不重视的改革方案很容易短命。其次，退休年龄及其制度设计的变化会影响到很多因素，并不是仅仅涉及养老基金账户，所以需要全面评估其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第三，一个富有弹性的退休制度很可能比强制性的退休年龄设计更容易让公众接受，改革方案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而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要在鼓励高生产率工人继续就业的同时，允许低生产率的工人自由选择退休。第四，退休制度的设计问题放在整个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框架下进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可以设计更灵活的就业制度来提高青年人的就业率，同时用更有弹性的工资决定机制来提升教育回报率，那么新进入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可能足以弥补退休劳动力离开的损失，从而使养老体系得以维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