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历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期，其间也得益于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最快的1980—2010年期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非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0.2%。这种人口变化特征，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而且由于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实现了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低抚养比提高了储蓄率，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则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传统人口红利理论通常从物质资本供给的角度解释第一次人口红利源泉，强调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储蓄率提高，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相应地，这种理论认为，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从而人口抚养比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则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个条件是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即人们对老龄社会的来临作出积极反应，为自身养老增加储蓄。第二个条件是建立能够激励养老储蓄的机制，这就要求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同时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是积累型而不是现收现付型。一旦为养老进行储蓄的动机得到激发，储蓄率得以持续提高，就能够保障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供给，从而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并不全面。从我国经验可以发现，传统人口红利理论至少有两个缺陷。

　　第一个缺陷，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只强调抚养比这个单一变量。事实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变量几乎都与人口因素有关，由此形成的更高潜在增长率才是人口红利。第二个缺陷，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只关注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储蓄率。实际上，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储蓄率虽然重要，但是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投资回报率更为重要。我国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较高的储蓄率即资本供给，更在于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因此，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便主要是提高投资回报率。在这方面，我国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提升投资回报率，最重要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要靠人力资本的提升。体现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家能力中的人力资本，虽然可以依靠“干中学”得到改进，但从根本上讲则要靠教育发展获得整体提高。而且，各阶段和各类教育打下的人力资本基础，也决定了“干中学”的效果。所以，对于我国而言，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是提高人力资本，秘诀在于优先发展教育。

　　教育发展首先表现为数量上的扩张，在研究中一般用“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提高人力资本，要求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增加在学时间和提高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延长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对我国来说，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向前（高中阶段）和向后（学前教育阶段）延长教育时间，对于提高人力资本具有明显效果。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延长教育时间可以分步骤推进，根据社会回报率大小来决定优先次序。国际范围的经验研究表明，教育阶段从低到高具有社会回报率递减的特点。学前教育在促进幼儿智力、社会交往能力、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和综合国力增强具有长远意义。鉴于我国已经把小学和初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因而有必要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而且能够从财务和时间上为家庭解除后顾之忧，使出生孩子数量在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接近家庭的生育意愿。这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和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一举两得之举。

　　利用庞大人口规模，通过形成巨大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就能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新动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快速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