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日前表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由劳动力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未来经济增长主要靠改革和创新驱动。

　　蔡昉周六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上表示，一个国家的发展通常会经历以下阶段：马尔萨斯陷阱阶段，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处于零增长；格尔茨内卷化阶段，人口增长会逐渐加快，出现剩余劳动力；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就业，用比较廉价的方式实现增长；刘易斯拐点阶段；新古典增长阶段，劳动力短缺，报酬递减。

　　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蔡昉认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从内卷化推入到了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即改革开放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最终转变为经济发展源泉，中国资本积累的巨大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

　　“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市场兑现人口红利的开始，体现在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当中，并最终取得了国际竞争力。2010年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为10%，那个时期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算不出任何一个国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潜在增长能力，” 蔡昉说。

　　不过，2010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导致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发生了变化。尽管农村还有富余劳动力，规模较过去明显缩小，因此重新配置资源、改善生产的空间也相应缩小。

　　蔡昉指出，十二五时期（2011年—201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10%降到了7.8%，十三五时期（2016年—2020年）潜在增长率降到了6.2%。“这都是正常的，这是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二元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了。”

　　他补充道，6.2%的潜在增长率可保证充分就业，即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6%，就业仍然很充分，不会有大问题。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2%，增速比去年全年下降0.4个百分点。

　　蔡昉表示，目前中国经济仍面临很多挑战。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阶段，举手可得的“桔子”（人口红利）已经不再有了。“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慢了，百年树人的效果就要体现出来了，培养人力资本需要花时间。”他说。

　　其次，经济增长要靠改革，挖掘传统潜力也要靠改革，开发新的创新源泉更要靠改革。“但这种改革不再像过去一样，到处是机会，改革有利于一部分人，其他的人也不受损，”蔡昉说，“今后的改革更加艰难，很可能会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爬坡的阶段，高处不胜寒，越到高处，前进的步伐就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