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于2017年3月18-20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发言。

　　以下为演讲全文：

　　大家下午好。当讲新型城镇化的时候，在中国它的含义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那么以人为核心呢，其实就是讲人口的问题。最近，我们刚开完两会，两会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说中国100年都不会缺人口，它是指数量。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口的素质，就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不够。我还要补充一个，中国人口的结构也变得不像过去那么有力了，因此中国不是人口数量问题，是人口的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和人口的素质问题。

　　我们先看看人口的结构是什么含义。人口结构在中国主要的表现，宏观一点说叫做未富先老，人均GDP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阶段，但是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已经到了那样的阶段，这是第一点，比较宏观的。更直接反映在我们现实的经济中就是劳动力的短缺，讲劳动力短缺不是指高技能的短缺，指高技能永远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快于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因此，我们知道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就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比较快的丧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也在下降，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下行的趋势之中，这就是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怎么解决，其实我们知道，过去很多年，大规模城市化带来了很好的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导致资本回报率比较高，资源重新配置还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这些因素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都会减慢。

　　因此我们看看城市化还有没有什么潜力，当然有潜力，刚才程国强先生已经讲到了，说我们在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之间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农民工进到城市，在这工作，时间也不短，但是没有享受到基本的服务待遇，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第一他们不稳定在一家企业里，也不愿意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二他们到了40岁就想着我终究不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不能养老，因此我要照顾老人孩子，就要回去，回去也要就业，但是从生产率高的城市部门退回到生产率低的乡村部门的话，你的生产率就要后退，因此这些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就要解决怎么把这部分人留在这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就是新的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学术界共识很高，决策界共识也很高，而且我们早就部署了，但是很长时间应该说推进速度不够快，我们就努力推进，而且规定了，要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

　　我们看到，过去两年这个速度明显提高了，今年已经达到了41%多，但是不是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的落户，而是通过你的行政区划的改变导致的这部分增长，因此它解决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的城镇化，因此我们要真正推进城镇化。

　　难点在于城市化，特别是把农民工变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的各种社会保障是要有补贴的，是要有财政支出的，这部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明显的做出，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的合理的分配。没有得到分配的时候，农民工进城落户带来真正的好处，这个改革红利也就没有良好的预期加以分摊，因此导致地方政府，城市政府，缺少改革激励。

　　因此，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合理分享改革红利的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