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影响，蔡昉表示，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消费的影响。中国老年人消费并不高，这些老年人当年收入低，消费低，就造成我们非典型化的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设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是一个金字塔型，但是我们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倒金字塔型了，这两者是不对称的。

　　老龄化社会对储蓄也有影响，人口年轻的时候储蓄率可以高，因为“生之者众”。有一个理论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社会知道了老龄化，会产生一种未雨绸缪的储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高储蓄来自于特定的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养老保障制度必须是积累型的，就是说你是现收现付，我就是指望我的孩子养我，指望现在工作的人养我，是积累型的养老。第二个是要有资本的养老，这样才能变成储蓄，变成投资。

　　以下为蔡昉发言实录：

　　主持人：我第一个想问的问题非常简单，先从大宏观概念说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我记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978年，1979年，那时候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好像排100名左右。到了今天中国从GDP的角度，刚才白教授讲了，从GDP角度已经到了第二名。回过头看看人均收入好像没有像GDP那样高歌猛进，好像在八九十名左右。

　　第一个问题从蔡院长开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蔡昉：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大约15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位绝对在后，低于许多非洲国家，我们的GDP以人均八点几的速度增长，到现在是80位左右，也不是可比的，还没有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按照购买力评价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了。我们毕竟从100多位提升到了80几位，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毕竟中国人口这么多。另一个全世界的人均GDP都是提高的，各个地区也是提高的。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向前跨越这么多，说明我们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提升了位置。我就说这些。

　　主持人：下一轮问题主要想大家往前展望一下。第一个想问蔡院长，老龄化的问题，您在这方面可能是中国最权威的专家了。老龄化的问题前几年我们看着在往里进，但那都是预测方面的问题。现在到了2016年以后，感觉好像已经进去了，而且可能弄不好还会加速。因为这种老龄化问题对咱们的储蓄，对经济发展，甚至对许行长那边的财富管理都产生多方面的因素。这个老龄化是什么阶段，咱们什么时候进入特别严重的时候？蔡院长您来把这个事和大家讲一讲。

　　蔡昉：应该说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了7%，60岁人口比重大约10%。按照联合国曾经有过的定义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已经16年过去了。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老龄化，真正加快的老龄化，过去是正常的速度，真正加快是2010年之后，今后还会继续加快，我一下也说不出这个数字来，大概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了，2030年之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之一了，这是一个变化的趋势。所以老龄化应该我们应对的头号挑战。所以你刚才说，我们放远点看。

　　今天是财富论坛，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消费的影响。中国老龄化按照正常趋势，老龄化意味着“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了，老龄化大了，中国老年人消费并不高，这些老年人当年收入低，消费低，就造成我们非典型化的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设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是一个金字塔型，但是我们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倒金字塔型了，这两者是不对称的。

　　老龄化社会对储蓄也有影响，人口年轻的时候储蓄率可以高，因为“生之者众”。有一个理论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社会知道了老龄化，会产生一种未雨绸缪的储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高储蓄来自于特定的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养老保障制度必须是积累型的，就是说你是现收现付，我就是指望我的孩子养我，指望现在工作的人养我，是积累型的养老。第二个是要有资本的养老，这样才能变成储蓄，变成投资。

　　我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实体经济发展是你一切经济来源。基础设施领域是派生的需求，实体经济不够发展，基础设施超前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要靠改革来获得改革红利。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应该考虑长期的，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变成储蓄积累型的制度。财富市场、管理市场都应该发育。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说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降下来了，财富的管理增长快？我还有一个理解就是说当你经济增长降下来的时候，是潜在增长为降。这个时候你没着眼于提高它的潜在增长率，而是着眼于刺激，你会发现刺激投出的货币到不了实体经济，而基础设施能到一些，也不完全到，因为基础设施也没有真实需求。这样就外溢出去了，在财富管理的行当内自我循环，这样比较危险是形成资产泡沫。日本80年代末经历了这个过程，最后资产泡沫破了，我们应该有这个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