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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应该是我们应对的头号挑战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16-06-04 15:08:00

  “真正加快的老龄化,是2010年之后,今后还会继续加快,我一下也说不出这个数字来,大概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了,2030年之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之一了,这是一个变化的趋势。”6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如此表示。 

 

 

  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影响,蔡昉表示,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消费的影响。中国老年人消费并不高,这些老年人当年收入低,消费低,就造成我们非典型化的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设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是一个金字塔型,但是我们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倒金字塔型了,这两者是不对称的。

  老龄化社会对储蓄也有影响,人口年轻的时候储蓄率可以高,因为“生之者众”。有一个理论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社会知道了老龄化,会产生一种未雨绸缪的储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高储蓄来自于特定的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养老保障制度必须是积累型的,就是说你是现收现付,我就是指望我的孩子养我,指望现在工作的人养我,是积累型的养老。第二个是要有资本的养老,这样才能变成储蓄,变成投资。

  以下为蔡昉发言实录:

  主持人:我第一个想问的问题非常简单,先从大宏观概念说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我记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1978年,1979年,那时候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好像排100名左右。到了今天中国从GDP的角度,刚才白教授讲了,从GDP角度已经到了第二名。回过头看看人均收入好像没有像GDP那样高歌猛进,好像在八九十名左右。

  第一个问题从蔡院长开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蔡昉: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大约15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位绝对在后,低于许多非洲国家,我们的GDP以人均八点几的速度增长,到现在是80位左右,也不是可比的,还没有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按照购买力评价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了。我们毕竟从100多位提升到了80几位,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毕竟中国人口这么多。另一个全世界的人均GDP都是提高的,各个地区也是提高的。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向前跨越这么多,说明我们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提升了位置。我就说这些。

  主持人:下一轮问题主要想大家往前展望一下。第一个想问蔡院长,老龄化的问题,您在这方面可能是中国最权威的专家了。老龄化的问题前几年我们看着在往里进,但那都是预测方面的问题。现在到了2016年以后,感觉好像已经进去了,而且可能弄不好还会加速。因为这种老龄化问题对咱们的储蓄,对经济发展,甚至对许行长那边的财富管理都产生多方面的因素。这个老龄化是什么阶段,咱们什么时候进入特别严重的时候?蔡院长您来把这个事和大家讲一讲。

  蔡昉:应该说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了7%,60岁人口比重大约10%。按照联合国曾经有过的定义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已经16年过去了。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老龄化,真正加快的老龄化,过去是正常的速度,真正加快是2010年之后,今后还会继续加快,我一下也说不出这个数字来,大概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了,2030年之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之一了,这是一个变化的趋势。所以老龄化应该我们应对的头号挑战。所以你刚才说,我们放远点看。

  今天是财富论坛,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消费的影响。中国老龄化按照正常趋势,老龄化意味着“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了,老龄化大了,中国老年人消费并不高,这些老年人当年收入低,消费低,就造成我们非典型化的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设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是一个金字塔型,但是我们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倒金字塔型了,这两者是不对称的。

  老龄化社会对储蓄也有影响,人口年轻的时候储蓄率可以高,因为“生之者众”。有一个理论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社会知道了老龄化,会产生一种未雨绸缪的储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高储蓄来自于特定的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养老保障制度必须是积累型的,就是说你是现收现付,我就是指望我的孩子养我,指望现在工作的人养我,是积累型的养老。第二个是要有资本的养老,这样才能变成储蓄,变成投资。

  我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实体经济发展是你一切经济来源。基础设施领域是派生的需求,实体经济不够发展,基础设施超前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要靠改革来获得改革红利。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应该考虑长期的,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变成储蓄积累型的制度。财富市场、管理市场都应该发育。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说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降下来了,财富的管理增长快?我还有一个理解就是说当你经济增长降下来的时候,是潜在增长为降。这个时候你没着眼于提高它的潜在增长率,而是着眼于刺激,你会发现刺激投出的货币到不了实体经济,而基础设施能到一些,也不完全到,因为基础设施也没有真实需求。这样就外溢出去了,在财富管理的行当内自我循环,这样比较危险是形成资产泡沫。日本80年代末经历了这个过程,最后资产泡沫破了,我们应该有这个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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