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的结论是：进一步加强结构改革，关注供给因素，提高“潜在增长率”，即通过改革获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所在。
改革开放3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然而，当中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哪儿？又如何成功应对一系列挑战？
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办的“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主题演讲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携其新著《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以极其生动的语言，从他的研究视角出发，为普通读者一一破解经济谜团。
“民工荒”与人口红利消失
“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蔡昉说，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从沿海地区到全国范围的“民工荒”，随后伴之以普通劳动者工资的连续多年上涨。在许多人的理念中，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是中国社会天经地义、恒久不变的特征，因此，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许多国外观察家还担心，中国经济的减速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诸如“中国经济崩溃论”。无疑，这类论调会引起诸多误解甚至恐慌。
作为一个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线观察者，蔡昉作出了“中国经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他认为，人口转变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其结果之一，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迅速上升，则通过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如果以人口抚养比作为度量人口红利的指标，其经历了长期的下降过程之后，下降速度已经放缓。
他曾预计在2013年见底，随后逆转为上升的过程。实际上，以15～59岁为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提前到来。在坚持进行经验研究前提下，蔡昉从不同角度论证这个阶段性变化的判断。
第一，人口红利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为标志，随着中国逐步进入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新阶段，在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仍然十分强劲的情况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表现在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不断出现并导致工资持续上涨。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定义，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进而，人口红利也将消失。蔡昉认为，这个发展阶段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含义，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带来新的政策挑战。
第二，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未富先老”特征，即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具有了更高的老龄化，以及这个特征给中国带来的特殊挑战。例如，就业的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存在，表现为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面临的就业难题；劳动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需求；普通劳动者与熟练劳动者工资趋同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率降低，从而教育激励下降，将成为未来人力资本的瓶颈。
这些现象被蔡昉称为“成长中的烦恼”。此外，这个发展阶段变化可能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在现实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素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使得中国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政策选择。
第三，从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潜力和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源泉等角度着眼，蔡昉提出政策改革建议，并论证改革的迫切性和优先序。这类改革包括：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两个方面着手，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深度城市化；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防止偏离比较优势的倾向；多途径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加快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保持各级各类教育的扩张趋势，加大教育激励，提高教育质量，为产业结构变化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积累人力资本。
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在哪儿？蔡昉给出的答案是：在人口红利消失后，要向制度要红利、向改革要红利——
中国如果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长期视角与短期视角相结合，正确判断经济形势。不能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靠补贴扭曲资本价格只能导致产能过剩、背离比较优势和保护落后，最终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他特别以日本泡沫经济和“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为比较，指明日本试图靠大规模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时，公共投资遇到“有预算没下拨”，继而“下拨了没到位”，及至“资金到位没开工”层层折扣问题。进而，过剩的流动性冲向虚拟经济，造成经济泡沫。
蔡昉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在于短期的宏观经济需求因素，而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在于，继续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即通过改革创造更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条件，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
在蔡昉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乃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因此应该关注供给因素，探索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源泉。
因此，他重点关注了土地、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几个要素，特别指明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即资本劳动比的提供，并不必然汇成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甚至可能失去公平竞争的生产要素市场环境。例如“失去的20年”的日本，将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期间的51%，大幅度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直落到-15%。中国1978～2007年的资本劳动比（劳均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在非国有经济中分别为26%和74%，而在国有经济中则刚好相反，分别为74%和26%。
蔡昉的结论是：进一步加强结构改革，关注供给因素，提高“潜在增长率”，即通过改革获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这是“李克强经济学”的要旨所在。
文章出处：中国青年报，2014年1月13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