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首先我祝贺财经院建院一周年，同时祝贺财经战略论坛的召开。我给大家谈一点就业的问题，看上去我们的就业好象没有问题，大概五年前我们还总在谈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最担忧的问题，但是最近这一两年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特别是我们过去两届政府总理都曾经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提出了要保八的目标，在亚洲金融危机97、98年，还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2009年都提出要保八，如果不能实现8%的GDP增长，就业就不能得到保障，新增就业不能得到保障，老百姓的收入就不能持续的增长。但是，今年我们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没有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且是年初国务院有意识的把增长目标定在了7.5%，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就业出现任何问题。为什么？是就业没有问题了还是发生了其他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们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从2010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从那之后是减少，也就是劳动力总量是减少。与此相应的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当我们谈到就业和经济增长是有关系的，或者是经济增长与失业率有一定负相关关系，但是它不是直接的两个指标的对应，而是经济增长实际上和周期性失业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当劳动力总量不增长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候，只要经济实际增长速度还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的话，不会产生周期性的失业。

        我们一般认为失业是三种类型的失业，一个是周期性的，是和宏观经济紧密相关的。还有结构性失业，是劳动者人力资本和企业发展的需求之间不匹配造成的失业现象，还有是摩擦性的失业，就是我也想找工作，老板也想找工作，但是还没有见面。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合起来叫做自然失业，自然失业的意思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这类失业现象都是存在的，和经济周期没有关系。

        目前来看，我们做了一个推算，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大约是在4%到4.1%，这个数字大家会觉得很熟悉，基本是我们城镇登记失业率。换句话说，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然是4.1%的话，我们基本就处在自然失业的状态。有的时候也会有周期性的失业，通常不会反映在失业的数据里，但是由农民工承担了。换句话说，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1%，和去年是持平的，同时我们没有看到显著农民工失业和返乡现象的话，我们就认为我们的失业没有什么问题。到9月份，我们已经完成的全年的新增就业目标的114%，已经超额完成。因为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了，我们估算了今年的潜在增长率就是7.5%，大部分人都承认今天实际GDP增长率应该在7.5%到8%之间，因此很显然实际增长率是高于潜在增长率的，不会产生周期性的失业现象。这是目前的就业现状，大部分人会认为看样子就业形势已经改观了。

         接下来就要问你为什么还要讲就业？我想提几个问题，第一，我们的就业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潜在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们看到了我们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了，看上去总量的就业问题相对缓解的时候，其实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未来的比如说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处在经济增长适度的放缓，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但是结构调整是飞速的加快时期。这个时期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就是劳动者从某些部门，在中国最典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从这个部门转向比如说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二产转到劳动密集型三产，还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都是相对低端产业，也要求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要提高半年。如果要转向更高一级的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大概需要提高受教育程度超过四年。但是，半年也好，四年也好，我们在十年里过去看三次人口普查，90、2000和2010年，十年中中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平均十年里只能提高1.3年，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是那么快，过去这20年是高校扩招重要的教育大发展机遇。未来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这个阶段过去以后，未来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是艰难的滑坡的过程，是一个攻坚站，还往往是容易提高向下滑坡的过程，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都成立了人力资本滑坡的现象。

        第二个挑战是未来的劳动者可能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过去我们也有一个4050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积累的一批职工受教育程度不高，年龄偏大的，没法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的需要，因此他们在就业的脆弱地步。目前教育激励保持下去的话，我们预计未来还会出现新的4050人员，而且4050人员实际的生理年龄可能是3040人员，也就是说目前在劳动力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更快的情况下，人民经常不读书，而不读书的结果是产业结构一变，他就不能适应新技能的需要。因为目前城市就业群体里有1/3是农民工，新增就业群体里有2/3是农民工，而农民工中有60%到70%已经是新生代农民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倾向是工作保障，待遇不低，因此他们就不再读书了。不仅不去读高中，很多人连初中都没有读完，这一代人也许到他们30岁、40岁的时候又成为了劳动力市场上不能接受的一个群体，这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且这部分人在老家没有认同，因为在老家从来没有务过农，没有想过土地上去，因此这部分人如果当他们就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经济困难会变成社会不安定。

        同时从积极的含义上来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经济学家说我们还有大量的经济增长点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从需求刺激的办法刺激出来的经济增长不是潜在增长率，而是要超越潜在增长率，而超越潜在增长率可能会导致很多错误。比如说通货膨胀、产能过剩、要素价格扭曲，在日本的情况下是泡沫，泡沫之后就是日本失去20年，因此我们不需要犯这样的错误，不需要人为刺激一个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包括制度红利、改革红利，其实它的核心在于我们通过改革，通过制度调整来提高潜在增长率。而潜在增长率提高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来自于就业。潜在增长率说穿了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就业，资本的积累，还有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提高了就业率，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就意味着改善了生产要素的背景，就能够提高潜在增长率。

        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到了峰值，已经是负增长了，总量不会增长，这时候提高劳动力供给来源是提高劳动者参与。劳动年龄人口固定的话，希望有更多人有就业意愿，同时他们能够得到就业岗位。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在2011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能够把劳动参与率只增加一个百分点，目前大概是60%到70%之间，如果每年只增加一个百分点，都可以使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从积极和消极的和未雨绸缪几个角度来看我们要重视就业。

        我提出两个政策性建议：第一是现在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后来扩展到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在内涵上应该有一个转换，也就是说在典型的二元经济来源下，我们就是劳动力供给过剩，缺的就是就业岗位，所以那个时候只要能够创造岗位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在新的形势下就业岗位不是一个主要的矛盾，而结构性的就业矛盾，也就是劳动者的技能应该能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需要，这个匹配成为了首要的就业工作。因此更加积极政策一个转变是专项以结构性失业为主攻方向新的就业政策。

        第二，改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过去我们人力资本增量是不断提高的，因为大学扩招了，高中的普及率也提高了，义务教育完成水平也非常的高，基本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100%。但是这个时候似乎找不到方向，如何进一步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必须坚持目前趋势，高校需要扩招，因为只有更多人上高中才能有创造力，劳动者素质才能显著提高。另外高校的积极扩招能够为高中教育提供一个激励，否则不知道读高中是为什么，当他还不知道的时候拿一个高等教育的机会去引导他还是很重要的。这是从增量上来看。从增量上来看有一个非常沉重的教训，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经过扩招之后，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工资下降，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等等问题。社会舆论跟今天一样提出了批评，日本停止了高校扩招，在80年代后期日本高等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缩小的，这也是日本进入到成熟的社会必须靠创新才能得到继续发展的时候，他的人力资本是不充分的，是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同时，美国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美国到今天仍然有最好的高等教育，但是美国今天几乎在发达国家中成为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大概有适龄青年有50%多人连高中都不上，这是在发达国家当中很少见的，而恰恰这些人拱手把自己能够做到的岗位而让给其他国家，他的劳动者根本就不适应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苹果的新总裁也说了，总统让我们把岗位从中国拿到美国来，不在于工资高低，这不是主要的，而是美国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工程师和合适的工人，这个是说到了点子上。中国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低，从24到60岁阶段上受教育程度可以降低一半，也就是说我们劳动者的存量受教育程度是比较低的。第一，它决定了我们目前还不可能通过延长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因为这部分人已经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需要。第二，也给我们提出一个任务，不仅我们要解决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量问题，还要解决存量的问题，因此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从国家到社会，以及到企业来解决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技能的不断的培训和再教育问题。关于就业的问题可以提很多，但是今天我们抓住第一结构性的就业问题越来越重要，第二是着眼于未来人力资本是关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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