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就业难
《21世纪》：中国现在很多地方都出现用工荒的问题，但最新出台的《促进就业“十二五”规划》中，仍然强调“十二五”期间的就业总量压力在持续加大，未来中国就业会是一个大问题吗？
蔡昉：这里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在西方国家，劳动力短缺是劳动力市场的常态。欧美、日本、韩国长期都是这样，但他们的政策从来不说“就业不是问题”，相反他们把就业问题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也就是说，劳动力短缺和就业难，从来都是并存的。
《21世纪》：在你看来，目前中国就业难的问题集中在什么方面？
蔡昉：中国目前主要是结构性的就业困难、结构性的失业。
结构性的就业难，即求职者的能力，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等创造出的岗位，不相匹配。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就业难，是因为大学生的人力资本达不到要求。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数量上可能是匹配的，但结构上并不匹配，这就是结构性的失业问题。
城镇就业困难的人员，过去我们把他们称为“40-50”人员，也是一样。他们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也低，没有技能，身体也不好，不适应很多岗位，他们也是结构性失业人群。
除了结构性失业，还有摩擦性失业问题。有人在招工人，也有人在找岗位，但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强大到，把所有要找工作，要招工人的人匹配在一起，它有摩擦。
《21世纪》：如何解决这种结构性、摩擦性的失业问题？
蔡昉：结构性、摩擦性的就业困难和失业，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现象。过去缺岗位，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政府公益性岗位来解决。但要创造一个特别好的市场环境，解决人力资本匹配的问题，解决劳动力市场的无摩擦问题，这需要制度建设，需要体制改革，需要的东西就多了。
在某种程度上，它并不能马上使上劲，但仍能做一些改善。首先，政府要发展就业的公共服务，搭建各种信息平台，让岗位需求和岗位供给的信息充分地流动。
再一个，技能与岗位不相匹配会永远存在，当技能和岗位不匹配时，需要转岗；要改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需要再培训。这种培训，虽然不一定要政府经办，但政府需要介入，需要扶持。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能。
更长远来看，需要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需要培养通用型人才。
再者，我们的教育需要更多地与市场需求挂钩。
今年是人口红利最后一年
《21世纪》：去年，中国的人均GDP收入已经达到5500美元。如何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蔡昉：中国目前处在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其实，对于目前世界上后起的发展中经济体，经过中等收入，最终又进入高收入的，其实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我更愿意解释为，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没能保持原来的发展速度，未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为什么经济增长不再持续？核心在于，过去能让我们高速发展的因素没了。对我们来说，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红利。
逻辑是这样的，当中国的人口红利快到尽头，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要想保持经济的增长，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效率，有资源重新配置产生的效率，这涉及到产业的转移；也有企业内部的效率。企业的效率，自己能实现，但作为政府，需要给予企业以激励，需要有“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个环境，企业会丧失动力，中国经济也将不再增长。当中国经济不再增长，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呆得时间久了之后，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不再增长，经济也不再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这时更加不可能改善收入分配：因为当你不能做大馅饼，而试图实现公平地分配馅饼，这不大现实；馅饼只会越分越不公平。最后，很可能出现“拉美现象”：收入分配不公，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不一致，大家对公共政策不满，最终进入经济停滞、社会冲突、政治不稳定的状态。
《21世纪》：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延续到什么时候？
蔡昉：根据我们的测算，今年是最后一年，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到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是零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2013年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也不再下降，明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会上涨。人口红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用一个统计指标来监测，人口抚养比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预测结果是这样，但我们也不希望人口红利消失在明年。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希望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去努力挖掘，或者延长这次人口红利。因为中国如此之大，地区间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差异都很大。因此，当沿海出现招工难的现象，中西部地区还有劳动力转移的余地。
目前农村中，仍有不少劳动力是富余的，这个比重还很高，而且年龄偏大。他们并不是不好的劳动力，只是他们不再是那个20多岁，希望离家越远越好的孩子，他们需要顾家。但这时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样又能产生一批新的劳动力的供给。这样就能延长人口红利，第一梯队紧张了，就去挖掘第二梯队——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如果我们有紧迫感，能早点认识到问题所在，帮助培训农民工，提高他们的技能，就能促进产业的跨地区转移，延长人口红利。
《21世纪》：目前中西部的工资跟东部沿海的工资有趋同的走势，这是否会阻碍产业的跨地区转移？
蔡昉：目前还没有平衡，地区间的工资还是有一定差距。现在出现中西部地区工资上涨得很快，是暂时的。由于过去中西部没什么企业，现在越来越多，这些企业落地之后，发现很多人都去到外地打工。即出现了短期的供求关系的矛盾，这些企业需要用实在的工资去吸引工人回来，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涨得也比较快。
我判断，各地的工资仍会持续上涨，但沿海地区上涨的压力会更大，中西部地区的涨幅会相对缓和。目前有一个指标，叫劳动争议案件。每年会有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立案，有些在进入法律程序之前就调解了，有些还进入到法律程序当中。沿海地区是这些年劳动争议案件的主导，70%以上的案件都发生在沿海地区。因为我们知道，劳动争议主要还是争工资，也就是说沿海地区对工资的争议要求会更高，因此，沿海地区涨工资的压力也会最大。
政府应做好两件事
《21世纪》：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做什么呢？
蔡昉：对政府而言，需要做好两件事情。
第一，要办好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之前提到地区间的工资趋同，现在还有一个趋同。在农民工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和初中教育的人，他们工资也在趋同。因为现在到处缺人，低技能的工作也缺人，因此他们的工资涨得很快，导致了这个趋同。用学术的语言来概括，意味着教育回报率下降了，收益率下降，教育激励降低。
现实的后果是，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不想让孩子上学。这些家庭不让孩子们上高中了，因为高中要花很多钱，而且还有机会成本——耽误打工挣的钱。一个农民工一年挣三四万块钱，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高中三年下来，就是十几万块钱，这都是机会成本。
这时候，市场失灵了，需要政府做些事情。首先，要巩固义务教育。再者，要尽量做到上高中不花钱。我们现在已经在努力做，涉农的中职不收费，我想高中也尽可能地不收费，因为这是影响我们未来前途的事，这是头等的外部性和社会效应。这是政府要做的一件事，保持人力资本提高。
第二，政府应该营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就是让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发展，扩大规模；让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逼着他们提高效率，如果还做不到，就让它死掉。这就是创造性毁灭，没有毁灭，没有死亡，就没有新陈代谢，就不能保证企业的活力。
因此，要防止垄断，要允许进入，要允许竞争，要舍得让该死的企业死掉。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天生害怕大量企业消亡。日本政府当初就是担心企业死掉，进行过度的保护，形成了大量的“僵尸企业”。政府不用替企业操心，政府要做的是要营造一个环境，让有生产率的企业能生存发展壮大，让没有生产率的企业被淘汰掉。
《21世纪》：促进就业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十二五”期间，要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年均13%的增长率，这是否能实现？
蔡昉：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定的，要实现年均13%的增长，困难不大。
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还比较大。我们前一两年，最低工资标准只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30%。因此，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让它和社会平均工资更接近些，才能起到保护工人的作用。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是有一个特定的比例，目前我们国内的水平还偏低，所以以一个较快的速度来提高，是有意义的。而且近几年实际工资的增长率也很快，这些年农民工的工资都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所以我认为13%的标准是合理的。
需要提醒地方政府的是，要明白设计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这个制度功能是，任何一个市场总有一批信息不充分的弱势劳动者，他们在工作，但不知道应该拿多少钱，他们不上网，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同学告诉他们，存在信息不对称，可能会被雇主欺骗，雇主可能随便给他们一个低于市场的工资。因此，这个时候最低工资制度，就从法律上保障了最起码的工资收入。最低工资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市场均衡工资，但它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法定工资，它能起到保护弱势群体的作用。
有些地方政府认为，最低工资是他们调工资的一个手段，他们想让工资涨得快一些，所以就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得快一些。政府没法让企业涨工资，但他定最低工资，逼着企业涨工资。
政府把最低工资当做一个手段，这个出发点是不对的。工资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劳动者和企业家们谈判形成的结果。如果把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权力，当作调工资的杠杆，也不排除未来在一些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超过了市场均衡工资，它的结果是，企业家就不愿意雇佣工人，会造成失业的问题。
文章出处：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