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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3日,以“新常态下的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挑战”——第十届中国博士后经济学论坛
文章作者:熊柴;任媛  发布时间:2015-05-24 10:13:00

2015523日,以“新常态下的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挑战”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博士后经济学论坛在湖北省武汉市湖北经济学院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湖北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研究》编辑部承办。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经济学院校长吕忠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分别致开幕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单位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及博士后代表共100余人参加。论坛主要围绕着“收入与增长”、“就业与效率”、“城市与环境”、“教育与健康”等四个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收入与增长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教授认为,正确实施公共部门工资制度改革,有必要对“去工资化”现象做深入分析。当前,在我国公共部门中,标准工资或基本工资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工资性收入占实际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从工资标准来看,我国官员、教授、医生、技术人员的工资无疑是世界上同类国家中最低的。这种情况带来了诸多问题,包括扰乱分配关系,造成苦乐不均;增加管理成本,降低管理效率;强化寻租能力,催生腐败等。因而深化公共部门工资改革必须遵循如下思路:遵循人力资本市场化定价原则;按劳分配,激励兼容原则;取消特权,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滨研究员提出以金融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当前新常态的外在特征是中高速经济增长,内在特征是发展方式转变、结构深入调整、增长动力转换、资源配置方式优化。新常态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在宏观经济方面的挑战是:结构调整阵痛加剧,增长动力转换不畅,政府负债水平快速上升,资金配置效率不高;在金融领域的调整是:通缩风险,来自实体部门的风险传导,全球经济溢出效应,影子银行风险加大,金融监管体系与经营模式的制度性错配。以金融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主要思路是:构建“五位一体”的现代金融体系;以金融为突破口,全面深化改革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王智勇基于1989-201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威廉姆森假说适用于中国,对地级市全市域而言,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人口集聚以市辖区为核心区域,以投资和就业规模为主要驱动力,呈现U型曲线的持续集聚态势;不过在2005年以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不显著,但市辖区的人口集聚仍在继续。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王同益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和UCI方法估计了地区市民化的推进对个人劳动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市民化,给更多的非市民以市民身份和待遇,不仅不会损害其他劳动者的收入,相反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性使得他们从中获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市民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个人劳动收入平均将增长4.1%,其中非市民增长3.0%,市民增长6.0%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任媛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S)构造了66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及不平等指标,对收入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高收入流动性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但随着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这种正向作用会逐步减弱。其政策含义是,创造公平的机会、增进社会流动性,不仅是一种增进社会公平的举措,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

浙江工商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章上峰利用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测度理论劳动收入份额,并将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分解成技术进步偏向和市场扭曲两个因素。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偏向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长期运行的决定因素,而市场扭曲则是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短期波动的决定因素;2011年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是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市场扭曲缓和的结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田艳平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数理,基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素质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的新型三维人口红利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别常熟了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素质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在实证上分析了这三个维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

二、就业与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教授对劳动经济问题研究中的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探讨。劳动经济学的形成是与经济学帝国主义分不开的。从研究方法上看,劳动经济学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20世纪前的劳动问题研究阶段、一直到20世纪60-70年代的劳动制度主义阶段、21世纪前的新古典劳动经济学阶段以及2000之后的新综合劳动经济学阶段。目前,劳动经济学从理性假设出发,属于主流经济学范畴,但远未形成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劳动经济学学未来发展的空间在于:许多工作尚未开展,特别是实证部分;发展的限制在于:微观数据的获取始终是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原博士后屈小博使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经验研究了就业的动态变化及其因素。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998-2008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就业净增长率为2.6%,就业再配置率为27.2%,新成立企业年均就业创作率为5.1%,消亡企业的就业损失率为2.3%;制造业行业内的就业流动是就业再配置的主要部分,行业之间的就业流动仅占23.6%,技术进步引致的生产效率提高能够解释大部分的行业内就业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原博士后曲玥采用olley-pakes方法对工业领域总和生产率的测算和对静态、动态配置效率的估算表明,对于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而言,劳动生产率的分布更为均衡,同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规模的正相关性也更强,因而在静态方面,劳动的配置效率高于资本的配置效率。在动态的配置效率方面,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领域的流动带来了一些配置效率的改善,其中最大的源泉是要素在不同所有制类型间企业的流动。因而未来生产率提高可望资本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得到更好的资本配置效率,以及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更佳灵活的自主决策能力,以获得更加细化的企业间配置效率。

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博士后蔡海静和马汴京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定量评估了扩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因扩招而获得大学录取机会者,其大学文凭主要扮演着“敲门砖”角色,显著降低了缺乏工作经验的新毕业生的实业概率,但并未明显改善其就业质量;那些即使未发生扩招也能继续深造者,扩招并未恶化其就业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原博士后蔡翼飞综合运用人口预测、经济预测和国际比较等方法对我国2014-2030年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劳动供需在2020年以前基本平衡,供给甚至略大于需求,而2020年以后供小于求,但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和教育平滑劳动供给的作用,总量上的供需缺口并不大。因而,未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并不出现严重的短缺,主要矛盾仍是结构性的。

三、城市与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对如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及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与土地扩张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传统城镇化道路主要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以工业聚集带动城镇化的模式难以为继;“人”的城镇化不完全,存在半城镇化问题;依赖土地财政的城镇化模式引发众多问题。新型城镇化是要走“人”的城镇化和“物”的城镇化相协调、相匹配的城镇化道路。“人”的城镇化就是要让进城的所有人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物”的城镇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城镇化以产业的不断聚集和结构的升级为推进动力,二是城镇功能对不断扩张的产业和人口进行有效地覆盖。对于通常认为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观点,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差别化地看待。实际上,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用地是不够的,反而需要增加土地供给;而需要控制的是地级及以下城市无序扩张,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陆旸基于Thomas Brinkhoff的城市人口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采用118个国家相距10年的两期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首位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经济发展与首位值的关系为正,而中较高的发展水平上二者关系为负;同时,“中心区位”理论在解释城市系统首位程度中的作用得到证实,即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能够促进人口集中,而地租和运输成本将促进人口分散。

湖北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国际贸易学院方臻旻博士认为,城市化、城市偏向性政策通过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倾向存在影响。基于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城市化水平、非国有单位就业比例、投资驱动水平和对外贸易水平对居民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具有正向作用,而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则具有负向作用。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王舒鸿和李小林从开放的角度、基于工业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联系机制。研究发现:外资进入会变相地对环境规制和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在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抑制作用,但是外资流入与我国企业的出口增加都能够使就业增加,生产效率进步能对就业产生正向的影响,而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负向的阻碍作用。

四、教育与健康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黎煦等人基于2008年全国综合调查数据,分析了同胞数量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同胞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对女性影响较大,对男性没有统计上的影响。在国家强调教育公平的时期,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较小;在强调效率的时期,性别差异较大。在农村,同胞效应的性别差异高于城镇。从同胞构成来看,对女性教育获得影响最大的是弟弟的数量。

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系讲师、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胡静等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数据,采用倾向评分匹配的反事实估计方法,估算了我国农村贫困老年人的潜在医疗需求。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贫困老年人患病后是否看病并不受收入的影响,但看病的花费则会显著受收入影响,较高收入组的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明显高于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这意味着收入对贫困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存在压抑作用;并且,这种压抑情况在50-59岁的农村贫困老年人中最为明显。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明轩等人基于2013年江苏省197个村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区域农村融资环境对成立农民资金互助社的影响。研究发现:江苏省24.4%的试点地区成立了农民资金互助社,农民资金互助社已成为农村地区金融供给的重要力量。一定区域范围内是否会成立农民资金互助社主要受到农民借贷资金规模、农户在其他金融机构信用贷款可获性、当地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建议政府更多关注如何鼓励和扶持农民资金互助社因地制宜、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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