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截止日期3月21日，疫情波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病例超过30万，其中死亡近1.3万人。疫情在国内基本得到控制，但在国外还在进展迅速。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举办“多角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圆桌讨论会。会议邀请公共卫生、医学、流行病学、医疗政策、博弈论、人口学、国际关系问题、经济学等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多学科、多角度深入讨论当前的疫情状况，如何推动国际协调一致防的控措，中国下一步的疫情防控策略如何调整，各方案的成本收益评估，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合作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忠主持了本次会议。

　　原北京非典防控专家组组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朱宗涵教授认为目前我国面临疫情和经济民生的两方面压力。应对防控策略进行调整。第一是建立完善和规范化的专业防控体系，让防控变得更常态化；第二是建立快速反应的流行病学调查专业防控队伍；第三是保留一定数量的定点医疗机构和检验场所。防控措施要变成规范、常态、可持续的，使专业防控与群众防控相结合，建立可持续社会化的群众主动防护体系。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陈海啸院长首先分享了台州医院在本次疫情防控与人员收治中的工作经历。他从医院前线的视角出发，提出下一阶段防控的重点：一是要防瞒报，尤其在疫情的早期和尾声阶段，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来防止瞒报；二是要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利用大数据形成线上线下互联互通；三是在地级市建设高水平的传染病医院，传染病医院平时不能只看传染病，不然长期会自废武功，没有重症抢救的能力。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李文凯博士通过对比美国与中国的CDC，总结了三点经验：一是在疫情防控中要做到依法、科学、精准；二是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有需求，我们也有责任。同时要考虑中国参与国际疫情防控合作的方式，使合作可持续。三是不同层级的医院与CDC要有更科学的职能分工，加强功能区分，实现多级防护；四是通过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加强专科医生的培养、赋能专业人员公共卫生的理念和观念。

　　老龄社会30人论坛发起人、原阿里研究院院长梁春晓博士提出：一是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过程，未来如何适应这个过程值得思考。要注重国内消费和内需拉动，通过这个进一步改善我们整个经济的结构；二是疫情带来了数字化升级和转型的窗口，开启了对商务、生活、学习、社交等的数字化强制性体验，有可能催化数字化进程；三是从老龄化的角度，在疫情过程中缺乏对老年人群予以特别的关注和关照，今后应该完善；四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作与分工，这次疫情暴露出了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的不足。

　　美国佐治亚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陈茁教授首先从美国CDC的经验出发，认为美国防疫防控过程中联邦与各州的信息沟通、政治干预防控措施等方面有改善余地；同时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和CDC对卫生经济学的重视、公共卫生法的细化程度、公共卫生部队等方面值得借鉴。随后从保险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调、防疫物资战略储备等方面对我国下一步的工作提出建议。他特别提醒现在口罩防护服等防护设备的出口或者援助增加，要特别注意质量控制，不然会对中国制造产生负面影响，也需要注意潜在的产能过剩问题。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王健教授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从学科发展角度，中国的公共卫生学科体系需要重新梳理，医疗和防疫的融合在培养方案当中一直没有，需要考虑健康经济学和健康政策等与医学和预防医学的融合；第二，疫苗通常来说因为风险太大资金投入不足，如何发挥政府和社会在疫苗等具有外部性的产品研发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2003年非典时就建议发行卫生国债。这次疫情的直接和间接支出非常大，从资金来源的角度，可以考虑卫生国债、香烟税等措施。

　　南开大学人口学教授原新从人口的角度对疫情防控进行了几点解读。疫情爆发和春节正好重叠，在之前春运的前半段已经完成了，后来整个封城也好、限制人口流动也好躲避了春运的返乡流，这样一个人口流动过程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对疫情的大爆发起到了缓解的作用；二是中国抗疫已经进入了下半场，但整个国际疫情的情况处于上半场，存在愈演愈烈的趋势；三是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目前的防控重点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防微杜渐，要防止不负责任个体的输入。

　　《世界知识》杂志社、盘古智库安刚研究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重点谈到了疫情防控中的中美关系。一、全球的共识，面对疫情需要作长期化的斗争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内的策略调整也是势在必行的；二、最近中美之间话语争斗对中美关系和全球防疫产生了消极影响，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领导力产生了质疑。三、下一步要切实保持和加强中美防疫合作，具体方式有首脑外交、各自驰援欧洲和非洲、用多边机制运作约束矛盾、发扬专业人员的精神等等。

　　北京大学汪浩教授首先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区别，指出中国的集中决策虽然面对突发事件具有天然优势，但未来仍需完善。随后谈到关于产业的问题。认为目前外需的不足同时也为国内产业替代进口行业提供了机会。以前很多上游产品在国外有生产，国内的就很难替代国外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技术不如人家，还有一个原因是品牌效应。现在疫情造成全球产业链中断，为国内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陈秋霖副主任强调：一、现在面对国外的疫情如此严重，这时候会发现我们相当于又进入到了重新开始阶段，不能掉以轻心；二、地方政府并没有建立一套完整面对疫情的决策机制，目前的联防联控机制还有漏洞；要建立各级政府一级一级启动的能力和空间；三、朱老师刚才呼吁要专业防控和群众防控结合，我们群众防控比较弱，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他们能够做起来主要就是居民自我防控意识比我们好一些。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赵忠认为：一、国内看，现在疫情进入了尾声，和复工复产相对应的全国各个地方的防控措施和政策应该逐步统一起来，这样物流、人流才有可能流动起来，把市场、经济、民生尽快恢复起来；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新冠疫情还在大流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疫情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共卫生问题，应该从多学科多领域的角度，预防或者减少疫情对国际经济环境、对中美之间的关系及对地缘政治造成负面的影响，管控疫情引发的次生危机；三、中国和美国需要加强互信来共同担负起疫情防控世界领导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