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广东省开启的积分制入户则被认为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创新举措。近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在积极探索此方面的政策。
根据规则，农民工、大学生、海外归国人员等外来流动人口，只要通过学历技能、劳动就业、社保纳税等渠道获得一定分值，即意味着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价值，都可按照统一的标准和办法申请本地户口。从表面上看，农民工面对同样的规则，享有同等的机会，但实际上，在规则不合理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权利公平并没有得到保障。
首先，对农民工经济社会贡献的评价太过狭隘。目前，积分考核指标强调高学历、正规就业、社保缴费和纳税等，更多地关注于短期直接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全面地衡量农民工长期的贡献。农民工落户不会只增加公共服务等负担，反而可以长期稳定劳动力供给，缓解城市用工紧缺，扩大消费需求。他们所产生的持续经济社会效益是不容忽视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2013年新移民法案综合评估表明，放宽移民迁入不仅可增加劳动力供给，创造GDP和税收，而且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尽管未来10年美国要为此多支出2600亿美元，但新增收益将达到4600亿美元，2000亿美元的净收益能有效缓解财政赤字。
其次，在评价体系中，农民工群体特征的差异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应对经济危机冲击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民工群体。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甚至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参加社保，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就小，这正是当前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目前，积分制的规则显然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通过规则排斥他们。没有一个城市能完全依靠高端人员独立支撑，香港最近也在考虑通过移民引入近万名普通劳工以保障城市正常运转。
规则合理是公平的前提。如果没有合理的规则，只是简单地采取所谓“一视同仁”的标准，结果会导致实际的机会不平等，也就没有了权利的公平。从2010年到2012年，广东通过积分制入户的流动人口共计约70万人，但其中有多少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呢？对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反思规则的合理公平。农民工的贡献需要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户籍改革制度需要更加重视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而非简单的“一视同仁”，合理规则基础上的机会公平才能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公平。
文章出处：中国科学报，2013年12月18日第1版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