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现有的人口研究成果表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相关，生育意愿下降是生育行为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自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以来，生育意愿的相关内容开始被纳入全国性的调查中，从这些调查结果可见，虽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但通过调查所了解到的理想子女数在10年间相对稳定，没有很大变化。与国际其他类似调查结果相比，中国的生育意愿处于最低水平的行列。但由于80年代以来各地制定了生育政策，这些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不断受到质疑，被认为是在生育政策限制之下的生育意愿而并不是真实的意愿表达，且总存在“潜在意愿生育率会更高、如果生育政策松动生育率会反弹”的疑虑。
不过，仅靠质疑并不能解惑，还需要有更为科学的方法并付诸不懈的努力，才能去伪存真。近年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深入调查和研究逐渐增多，同时符合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的独生子女夫妇日益增多，也为生育意愿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更多调查使用了更为科学的调查方法和更为有效的测量手段，得以对生育意愿进行科学测量和深入分析。相对而言，我们对生育意愿历史发展的了解极为有限。而了解历史发展，将会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解读现状并预测未来。为此，本文将回顾近40年的生育意愿，分析和总结具有普遍性的规律。
由于缺乏70年代的生育意愿资料，本文首先试图应用国际经验公式和中国生育率数据，推测20世纪70年代的群众生育意愿。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制定具体生育控制政策的国家，但在全球范围的生育率下降大趋势中，中国具有更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似性（蔡泳，2011）。根据Pritchett（1994）对近70个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次人口转变阶段的调查数据总结，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之间、生育意愿和避孕现用率之间都存在高度线性相关。作者认为可以借助国际相关经验研究来推测中国的历史状况，估计在国家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生育意愿可能在什么水平。
生育意愿虽然与生育率相关，但是并不必然等于生育率，也不一定等于终身生育水平。不少国家的调查和研究结果揭示，在计划生育服务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即存在未满足的避孕需求），生育意愿往往低于生育水平（即非意愿的妊娠导致超出意愿的生育），而在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和生理等条件制约，生育意愿往往高于生育水平。而且，在我们经常使用的“理想子女数”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并不是简单化的直接转换，还存在逐渐明确并最终可以落实的几个决策环节。在这方面应用最为普遍的是Miller等（1995）提出的从意愿到行为的序列决策和作用过程，即：生育动机→生育意愿→生育打算→生育行为→生育率。Miller认为生育意愿和生育打算是具有时间和数量维度的测量，这些多维度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打算通过共同的作用影响生育行为，逐步转化为现实。其中，生育动机是在先天因素和生活经历中获得的经验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生育期望和生育打算既受生育动机影响，也会因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断调整；生育行为最终能够成功并影响生育率，还会受到避孕和生育力等诸因素影响。
本文将根据近年来应用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框架以及多维测量工具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分析其政策含义，并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和不同影响因素，讨论中国不同地区群众生育意愿的发展趋势……
文章出处：中国人口学会年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