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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由来与展望
文章作者:田雪原; 刘一丁; 汪文庆  发布时间:2010-10-23 15:31:32

        今年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提出30周年。理解这一政策的关键和枢纽,是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这五次人口座谈会定下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现在,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显现,与此同时,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家庭负担过重等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上有文章说,网上也有帖子说,当年的决策过于“草率”,甚至是拍脑袋的结果,没有考虑政策的负面效应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也是不够负责任的。实际上,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可以说,今天提出的问题当时差不多全都考虑到了,对政策的必要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应对等,均作了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尽可能科学的分析。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本人作为座谈会全程参与者和会议报告起草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当时的情况公之于众,提供给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参考。

  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来,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而且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谁讲人口质量谁就是仇视劳动人民,造成其后十多年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有效地贯彻下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则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1959年我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我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我心中的不平又平添了几分,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但当时“两个凡是”当道,自然不得发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数易其稿,最后定名《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送到《光明日报》。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作为该报对过去错误批判新人口论的清算。

  与宋健等合作进行人口预测研究

  在1979年的一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遇到七机部二院的李广元同志,我们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小组在搞人口预测,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七机部二院宋健副院长。几天后,李广元打电话来说,他回去以后,向宋健副院长作了汇报,能否约个时间,一起交谈一下。于是,我们约好在一个星期天上午相见。这天上午,我在月坛北小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恭候。九点将近,宋健和李广元骑着自行车准时来到。宋健同志也是山东人,讲起话来开门见山、干净利落。他说,广元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和研究的课题,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合作研究问题,当前主要是人口预测。他认为,我们可以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我觉得,宋健同志的话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于是我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合作研究。

  1980年2月,新华通讯社发出电稿,报道了合作研究预测成果。这个研究结果揭示了由当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人口增长的势能比较强,即使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全国人口还要再增长较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年增加的绝对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增加了人口问题严重性和控制人口增长任务的紧迫性、艰巨性。1980年,中国人口政策走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第一、二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正式出席会议人员,包括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来自社科院、高校和部委研究部门的社会科学家19人,共63人。4月,座谈会转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和广西厅召开,参加人员,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没有变动,社会科学界仅剩下几位同志,自然科学界也减少了。在这次会上,问题的讨论更集中、更深入,专业性也更强一些。第四次讨论回到中南海第二会议室,人员减少到20来人,带有总结的性质。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这次座谈会定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具体来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现状和未来变动发展趋势。预测表明,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孩子,2l世纪中叶全国人口也要突破15亿人,然后才能缓慢下降,到21世纪结束时,人口总数仍将在14亿人以上。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难,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劳动就业困难,“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严重地阻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多,消费大,每年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长人口消费掉了;人口增长快,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造成人口数量过剩而素质不高的被动局面等。与会者均认为,应当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

  第二,政策和要求逐渐明确,距离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有一步之遥了。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奖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多次提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称之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第三,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女)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教职员工,也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倡议书。这说明,人民群众中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对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人口老龄化?座谈会的回答是肯定的:生育率和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必然带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里唱天地之间有杆秤,对于人口来说,生育率就是定盘星,生育率下来了,少年人口比例下来了,老年板块这一头就上去了,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座谈会曾经具体地讨论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和问题。关于老龄化发展趋势,当时提了三种预测方案,对老龄化水平估计最高的一种方案是:从1980年起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85年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一个孩子并继续保持下去,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9%,2020年为19.0%,2030年为29.6%。回过头来看,实际情况要比这一预测低许多。这说明,当时中央对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估计预测,是留了一定余地的。

  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老龄化。《报告》和《汇报提纲》指出,一方面在20世纪余下的20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问题,21世纪头20年也不严重;另一方面老龄化可能带来的主要问题,一是会不会发生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这个问题下面专门分析,这里不多赘述。二是会不会发生社会和家庭老年负担过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提出两项应对的策略和措施:一是通过对生育率的调整,将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二是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保险,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

  会不会引起劳动力短缺?座谈会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但与会者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也许是当时每年安排新劳动力就业压力太大的缘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一点儿,是大家巴不得的事情。会不会形成家庭“四二一”年龄代际结构。座谈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等到孩子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个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为四、成年人为二、少年人口为一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了吗?!一时间,他的话引来热议。

  在座谈会上,我们结合家庭规模的演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首先,老年人口为四不可能普遍存在。按照年龄组别死亡率U形曲线分布,每年每个年龄组均要死亡一定数量人口,老年人口年龄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二三十岁为人父母者不可能全部活到60岁或65岁以上。那么“二一”呢?只有独生子女结婚后又生育一个孩子,才具备形成“二一”的条件;如果实行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二一”也就失去了产生的条件。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某些家庭可能出现“四二一”代际结构,但不具有普遍性,整个社会是不可能形成“四二一”结构的。

  如何评价“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随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3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呢?我认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反映了上自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愿望,集中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各方面的智慧,是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的。为什么?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口多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展得更好,全体居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封建社会庶众人口观和形形色色的众民主义,都把人口多寡作为目的本身,而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列为其次,这就难免本末倒置。从这一见地出发,一是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人口问题确实已经相当严重,不采取果断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人口盲目增长下去,就要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影响人口再生产健康的发展。二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滋长起来的多子多福观念,是传统文化中—个相当顽固的“堡垒”,没有一个大的震动和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是难以撼动和改变的。

  “后人口政策”任重道远

  近30年的实践证明,当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总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2009年12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提出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调整方案: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第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实施;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以上多孩生育的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赞成者、反对者均有之。甚至有人猜测,这是不是政府改变人口政策放出的一个信号。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只是我作为学者个人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实际上是希望履行1980年中央座谈会提出的政策承诺,因为当初主要出发点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上领导同志在审阅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时,提出让我以个人名义写两个“附件”。“附件”之一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我的基本的观点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要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地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为什么不能搞两代人、三代人?如果实行两代人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化,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是不能开此先例的。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段时间,具体说是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

  1980年上半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9月25号中共中央《公开信》,都阐明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因而是接下来的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公开信》向社会公开宣布:“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解,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人口变化的特点是缓慢、累进,但是它的势能很强。我主张瞻前顾后,统揽全局,科学把握。如果不未雨绸缪,适当调整政策,对当代人来讲可能影响不是很大,长远来讲恐怕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纠正起来也会很难。

 

文章出处:百年潮,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