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提出30周年。理解这一政策的关键和枢纽，是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这五次人口座谈会定下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现在，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显现，与此同时，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家庭负担过重等问题也相继浮出水面，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上有文章说，网上也有帖子说，当年的决策过于“草率”，甚至是拍脑袋的结果，没有考虑政策的负面效应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也是不够负责任的。实际上，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可以说，今天提出的问题当时差不多全都考虑到了，对政策的必要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应对等，均作了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论，尽可能科学的分析。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本人作为座谈会全程参与者和会议报告起草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当时的情况公之于众，提供给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参考。
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翻案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来，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而且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谁讲人口质量谁就是仇视劳动人民，造成其后十多年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有效地贯彻下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则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1959年我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我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我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我心中的不平又平添了几分，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但当时“两个凡是”当道，自然不得发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数易其稿，最后定名《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送到《光明日报》。报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视，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刊用，发表时加了“编者按”，作为该报对过去错误批判新人口论的清算。
与宋健等合作进行人口预测研究
在1979年的一次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我遇到七机部二院的李广元同志，我们攀谈起来。他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小组在搞人口预测，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当时七机部二院宋健副院长。几天后，李广元打电话来说，他回去以后，向宋健副院长作了汇报，能否约个时间，一起交谈一下。于是，我们约好在一个星期天上午相见。这天上午，我在月坛北小街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恭候。九点将近，宋健和李广元骑着自行车准时来到。宋健同志也是山东人，讲起话来开门见山、干净利落。他说，广元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和研究的课题，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合作研究问题，当前主要是人口预测。他认为，我们可以进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合作研究。我觉得，宋健同志的话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于是我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合作研究。
1980年2月，新华通讯社发出电稿，报道了合作研究预测成果。这个研究结果揭示了由当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人口增长的势能比较强，即使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全国人口还要再增长较长一段时间；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号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每年增加的绝对人口数量相当可观，增加了人口问题严重性和控制人口增长任务的紧迫性、艰巨性。1980年，中国人口政策走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
第一、二次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正式出席会议人员，包括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25人，自然科学家19人，来自社科院、高校和部委研究部门的社会科学家19人，共63人。4月，座谈会转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和广西厅召开，参加人员，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没有变动，社会科学界仅剩下几位同志，自然科学界也减少了。在这次会上，问题的讨论更集中、更深入，专业性也更强一些。第四次讨论回到中南海第二会议室，人员减少到20来人，带有总结的性质。最后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20多人出席，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这次座谈会定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
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具体来讲，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当时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现状和未来变动发展趋势。预测表明，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孩子，2l世纪中叶全国人口也要突破15亿人，然后才能缓慢下降，到21世纪结束时，人口总数仍将在14亿人以上。座谈会上发言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难，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劳动就业困难，“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严重地阻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多，消费大，每年国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长人口消费掉了；人口增长快，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跟不上，造成人口数量过剩而素质不高的被动局面等。与会者均认为，应当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
第二，政策和要求逐渐明确，距离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只有一步之遥了。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座谈会召开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李先念，先后提出要求一对夫妇最好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实行奖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多次提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称之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鼓励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第三，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泽、鞠荣芬（女）等136对夫妇，向全公社、全县育龄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教职员工，也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倡议书。这说明，人民群众中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对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开始行动起来。
生一个孩子会不会引起人口老龄化？座谈会的回答是肯定的：生育率和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必然带来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里唱天地之间有杆秤，对于人口来说，生育率就是定盘星，生育率下来了，少年人口比例下来了，老年板块这一头就上去了，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座谈会曾经具体地讨论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和问题。关于老龄化发展趋势，当时提了三种预测方案，对老龄化水平估计最高的一种方案是：从1980年起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85年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一个孩子并继续保持下去，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9%，2020年为19.0%，2030年为29.6%。回过头来看，实际情况要比这一预测低许多。这说明，当时中央对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估计预测，是留了一定余地的。
问题是我们怎么对待老龄化。《报告》和《汇报提纲》指出，一方面在20世纪余下的20年时间里不存在老龄化问题，21世纪头20年也不严重；另一方面老龄化可能带来的主要问题，一是会不会发生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这个问题下面专门分析，这里不多赘述。二是会不会发生社会和家庭老年负担过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提出两项应对的策略和措施：一是通过对生育率的调整，将老年人口负担系数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二是有计划地实行社会保险，建立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度。
会不会引起劳动力短缺？座谈会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但与会者并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也许是当时每年安排新劳动力就业压力太大的缘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一点儿，是大家巴不得的事情。会不会形成家庭“四二一”年龄代际结构。座谈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提出：如果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等到孩子结婚后再生育一个孩子，这个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为四、成年人为二、少年人口为一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了吗？！一时间，他的话引来热议。
在座谈会上，我们结合家庭规模的演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首先，老年人口为四不可能普遍存在。按照年龄组别死亡率U形曲线分布，每年每个年龄组均要死亡一定数量人口，老年人口年龄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二三十岁为人父母者不可能全部活到60岁或65岁以上。那么“二一”呢？只有独生子女结婚后又生育一个孩子，才具备形成“二一”的条件；如果实行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二一”也就失去了产生的条件。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某些家庭可能出现“四二一”代际结构，但不具有普遍性，整个社会是不可能形成“四二一”结构的。
如何评价“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3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育两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随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3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个孩子的政策对不对呢？我认为，“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反映了上自中央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愿望，集中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各方面的智慧，是符合实际和切实可行的。为什么？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口多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展得更好，全体居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封建社会庶众人口观和形形色色的众民主义，都把人口多寡作为目的本身，而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列为其次，这就难免本末倒置。从这一见地出发，一是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人口问题确实已经相当严重，不采取果断的政策措施加以解决，人口盲目增长下去，就要妨碍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影响人口再生产健康的发展。二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滋长起来的多子多福观念，是传统文化中—个相当顽固的“堡垒”，没有一个大的震动和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是难以撼动和改变的。
“后人口政策”任重道远
近30年的实践证明，当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总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2009年12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提出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调整方案：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第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实施；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以上多孩生育的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赞成者、反对者均有之。甚至有人猜测，这是不是政府改变人口政策放出的一个信号。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只是我作为学者个人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是什么新的想法，实际上是希望履行1980年中央座谈会提出的政策承诺，因为当初主要出发点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上领导同志在审阅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时，提出让我以个人名义写两个“附件”。“附件”之一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我的基本的观点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要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地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为什么不能搞两代人、三代人？如果实行两代人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人口年龄结构就会向着“倒金字塔”方向转化，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社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是不能开此先例的。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段时间，具体说是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
1980年上半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9月25号中共中央《公开信》，都阐明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因而是接下来的二三十年特别是20世纪内的事情。《公开信》向社会公开宣布：“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解，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人口变化的特点是缓慢、累进，但是它的势能很强。我主张瞻前顾后，统揽全局，科学把握。如果不未雨绸缪，适当调整政策，对当代人来讲可能影响不是很大，长远来讲恐怕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纠正起来也会很难。
文章出处：百年潮，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