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许多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启动传统工业化的壮丽场面，以较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然而，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出现多种问题。一是对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革命知之有限，应用更是凤毛麟角，经济技术结构落后严重制约着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冲突、民主乱象、环境恶化等凸显，社会秩序动荡损害了经济发展的环境。三是在经济“起飞”推动下人口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大量农民流入城市，造成一批超大城市的畸形发展，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率先跌入“城市化陷阱”，起到跌入“中收陷阱”垫脚石的作用。四是为了摆脱经济下滑困扰，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增发国债和向外借债，结果债台高筑、货币贬值、财政赤字加剧，陷入“赤字—借债—赤字”的恶性循环之中。

中国超越“中收陷阱”关键在 “十二五”

         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430美元，能否避开或超越该“陷阱”，取决于“十二五”经济发展状况。如果“十二五”国民经济能以7%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GDP将达到55.8万亿元；人口按增长到13.9亿计算，人均GDP可达40144元，以目前不变价格计算则人均GDP可超过6000美元。若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4%，则2015年人均GDP尚不能达到4000美元，还不能实现对“中收陷阱”的超越。当然还要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和“中收陷阱”的界定标准也在提高。

         不久前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是一幅值得期待的跨越“中收陷阱”蓝图。我们要总结和吸取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既要借鉴日、韩等国的成功经验，也要吸取曾为“亚洲四小虎”之一、后身陷“中收陷阱”的马来西亚，以及拉美等国的教训。从我国实际出发，除了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社会氛围外，立足于科学发展主题，尤应注重对以下四个方面的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

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

        目前对于转变发展方式，有的概括为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有的概括为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的概括为由投资和外需为主向内需为主转变等。笔者以为，可以概括为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它除了囊括上面几种转变在内容、形式、动力等方面的合理内涵外，还包含由传统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现代化转变的发展质量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以年平均9.9%的速度增长，然而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严峻挑战。尤应提出的是，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石油、铁矿石等涨价迅猛，大量进口造成产品成本上升，输入和要素推动型通胀已成为当前通货膨胀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吸取国际社会的经验和教训，就要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化向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由物的投资为主向人的投资为主的转变，不断增强人力资本积累。

劳动力买方市场将终结 需重视分配公平

         2010年中国人口转变走到第一个节点：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升到74.5%的峰值，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预测2017年可达第二个节点：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可增长到10.0亿的峰值，进入刘易斯第二拐点。如此，劳动力供给呈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占比同时增长，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第二阶段，2010—2017年即刘易斯第一拐点至刘易斯第二拐点之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缓慢增长与占比缓慢下降交错进行，劳动力市场由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转变。第三阶段，2017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占比同时下降，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呈现供给不足态势。当然，对不足要作出科学估量和具体分析，适应科技进步和现代化建设对劳动者数量和质量的不同要求，慎言劳动力短缺。当前处在第二阶段，顺应劳动力买方市场的终结，需要将公平分配提上议程，重点是提升在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比重，工资率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二次分配中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分配。

城市化虚张亟须治理

        考察拉美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现，早在“中收陷阱”出现之前，一些国家已率先落入“城市化陷阱”。依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2009年世界城市化率为50.1%，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高达79.3%，超过发达国家4.4个百分点，成为过度城市化的典型。这种畸形发展的城市化，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发展注入活力，没有给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反而成为城乡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走向“中收陷阱”的铺路石。

         城市化是世界也是中国发展的一大趋势，而城市化路子走得好不好，同能否超越“中收陷阱”关系极大。《中国统计年鉴2010》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为62186万，占总人口46.59%；近日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66557万，占49.68%。仅仅过去10个月（普查标准时间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便多出4371万、3.09个百分点。如与1978年17.92%比较，32年提升31.76个百分点，年平均提升0.99个百分点，难怪有人惊呼“城市化大跃进”。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出现20年城市化徘徊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有补偿性质。笔者赞同适当加快城市化步伐；但是城市化是集人口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现代文明进步于一体的发展过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和结构应同这种转变、升级、进步相适应，只有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方向、速度、结构和质量，才能促进城乡经济健康发展和为跨越“中收陷阱”给力。

        当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防治虚张。虽然我国在总体上没有堕入“城市化陷阱”，但是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虚张。一是人口城市化率统计数据虚张，以行政辖区界定的城镇常住人口包含了过多的农业人口；二是土地资源利用虚张，四万亿追加投资相当大部分用于房地产开发，地价与房价轮番上涨，使抑制上涨异常艰难，城市“摊大饼”式向外扩张愈演愈烈；三是产量和产值虚张，有的统计数字严重失实。预防和治理虚张，必须进行改革，改革城市人口统计和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主要以GDP考核干部业绩的制度。

妥善解决老龄化问题

         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6.96%，步入老年型社会并驶入老龄化“快车道”。2010年达到8.87%，10年升高1.91个百分点，超越“中收陷阱”将面临人口老龄化考验。老龄化与消费、生产、就业、城市化、科技进步、社会转型等关系密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由投资、出口拉动为主向消费内需为主转变，遇到迅速增长的老年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矛盾。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提供尚有20年可以利用的有利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当前已走到刘易斯第一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间，获取的“人口盈利”或“人口红利”在逐年减少。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劳动力市场发生由供过于求向供求平衡、再向供不应求转变，工资率走高推动成本和物价上扬已成定式。

        老龄化与城市化携手前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造成农村老龄化日趋严重，“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老年）问题显现。人口老龄化对科技进步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而解决伴随老龄化而来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不足，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构建和谐社会和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将老龄化及其影响纳入视野，妥善解决老龄化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和区域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为成功跨越“中收陷阱”铺平道路。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