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口发展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8.1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1%；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20.3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目前全世界9人之中有1人在60岁或60岁以上，到2050年，这个比例会增加至5人中有1人。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

        发展中国家老龄化速度很快

        由于几个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生育率降低较快，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在现有老年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的15个国家中，7个是发展中国家

        当今世界人口的增长与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老年人口的增长将逐渐超过新生人口的增长速度。2000年，60岁或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5岁以下人口的数量，2050年，全世界将第一次迎来老年人口数量超过15岁以下的儿童数量。目前10—20岁人口已经为负增长，发达国家90岁人口增长率最高，而发展中国家50—70岁人口增长率最高。

        随着医疗健康条件的改善，人类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10年—2015年，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8岁，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8岁。到2045年—2050年，在发达国家，预计出生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3岁，在发展中国家，将达到74岁。随着人类寿命的逐渐延长，老年人口自身也在变“老”，即8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逐渐增加。2050年全球人口将是一个更“老”的人口，且这种老龄化进程将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末。

        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速度很快，包括那些年轻人口比例很高的国家。在现有老年人口数量超过1000万的15个国家中，7个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几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如中国和印度）的生育率降低较快，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要快于发达国家，全世界老年人中有更多人生活在发展中地区。2012年，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有日本、意大利、德国、芬兰、瑞典、比利时、希腊和葡萄牙等。目前只有日本老龄人口的比例超过30%；到2050年，将有64个国家与日本一样，成为老龄人口比例超过30%的国家。

        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构成挑战

        “未富先老”往往带来的是老年贫困，而不是资本积累。“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时出现老龄化才有可能实现的情形

        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未富先老”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几乎无先例可循。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已占13.26%，比10年前高了2.93个百分点。随着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陆续步入老年，今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远远快于总人口增长速度，中国老年人口将在2020年超过少年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呈此消彼长的关系，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由2011年的74.4%下降到74.1%。这意味着由于老龄化，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越来越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宣告终结。

        有学者认为，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虽然“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但人口老化会带来财富积累的增加，从而有利于资本的迅速积累。于是，通过资本深化，即每个劳动者对应资本数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推动经济继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时出现老龄化才有可能实现的情形。“未富先老”往往带来的是老年贫困，而不是资本积累。

        在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出现根本转变、经济发展仍然依赖于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积累推动的情况下，老龄化的直接体现就是劳动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近年来，劳动力短缺的频繁出现和工资水平的迅速上升，人口因素起了主要作用。

        老龄抚养比上升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经济资源将更多地从劳动年龄人口向老龄人口转移，为养老提供物质保障。相应地，由于经济资源再分配关系的这一变化，可以用于生产性投资的经济资源就会相对减少。对于仍然依赖于生产要素积累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投资约束也会由于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而更加明显。老龄化对需求面的影响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研究表明，老年人口不仅消费水平会随着收入的下降而缩减，其消费结构也与年轻群体有明显不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与工作相关的消费会明显减少，而医疗等支出会明显增加，这样的消费结构更不利于经济增长。

        老年人不应被看作社会负担

        建立比较完善的保护老年人的法律体系，保证老年人口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和社会排斥等方面，老年人口都有权利主张自己的各项要求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如何做出选择来应对挑战，尽可能地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提供机会，将决定我们是否能从“长寿红利”中获益。

        2002年，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会议通过了《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呼吁人们改变对老年人口的态度，老年人不应被看作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应把老龄化从社会经济的压力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生育水平低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很多国家制定了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等家庭政策，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加大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投入，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这些措施也保证了女性职工重回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年轻劳动力的参与率。

        老年人的积极就业政策包括促进老年人就业、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和延长退休年龄等。促进老年人就业的基本理念，只要老年人想工作而且有能力工作，就允许老年人继续工作。许多国家通过法律反对就业市场中的年龄歧视来减少老年人就业障碍。

        保证应对人口老龄化措施得以实行的基础是要有法律保障。许多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保护老年人的法律体系，保证老年人口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和社会排斥等方面，老年人口都有权利主张自己的各项要求。

文章出处：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5日，第2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