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4年3月20日上午9:00——11:00

　　地点：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第一会议室（北京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10层）

　　报告人：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报告题目：解答“李约瑟之谜”的经济增长视角

　　主持人：屈小博

　　出席：郑真真、都阳、王美艳、高文书、所内青年学者以及研究生院博士、硕士研究生共计30余人。

　　摄影：高文书

　　“大分流之谜”——经济增长视角下“李约瑟之谜”的一种解释

　　按经济发展类型及其发展阶段来分，今天世界所有国家可以分成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贫穷国家。发达与不发达的分野是长期历史进程造就的结果，总体来说，可以把距今大约400年前发生的所谓“大分流”（big divergence）作为标志性起点。大分流代表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分水岭，在特定时间点上把不同的国家区别开来，那些或快或慢实现了工业革命的国家，从此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而那些既未成为工业革命始作俑者，也未能搭上工业革命末班车的国家，则长期徘徊在马尔萨斯陷阱之中。虽然有些国家有了一定的现代经济部门，但却迄今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可见，经济发展问题，从纵向观察是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从横向观察则是增长理论的研究领域。分别与解释为什么国家之间发生经济发展的“大分流”，或者为什么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各自保持其发展状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相关。“李约瑟之谜”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谜题，它是更为广泛的命题——“大分流之谜”的中国版本，即为什么中国早期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能够遥遥领先，但中国在15世纪之后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大大落在欧洲之后？著名经济学家蔡昉对此问题一直有着长期的研究与思考，从经济增长视角给出了一种理论解释框架。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15世纪之前，世界科技发明和财富中国在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之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迄今为止，我们仍在期盼对于大分流之谜和李约瑟之谜在框架上更加综合、在理论上更加彻底、在经验上能够站住的解答。按照蔡昉的研究思考，从长期经济史视角，经济发展可以归为马尔萨斯式贫困陷阱、刘易斯式二元经济发展，以及索洛式新古典增长三个具有时间继起关系的阶段。基于这种经济增长视角的理论框架，中国版本“李约瑟之谜”可以从中西方马尔萨斯类型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得到一个统一的解释，这个差异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的不同，即欧洲典型的封建制与中国的王朝帝国制，造就了大相径庭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在一个周而复始的贫困陷阱中，必须具备形成最小临界资本积累的条件，以及形成一种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实现创新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否则无法打破贫困均衡陷阱。

　　在西方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君主与地方领主的关系是典型的分封关系，即前者把土地分封给家族成员、战争功臣和贵族，即所谓的“分土而治”的封建制度。作为回报，君主要求领主和贵族在随时爆发的战争中效力，特别是在尚未形成常设国家军队的情况下，这种由封建主以骑士或者武装首领的身份提供的军事服务，以及召之既来的表现，是君主与领主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同时也就奠定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是非典型的。由于在较早的时期就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帝国，皇朝与地方官员及士绅之间并不是典型的契约关系，而是威权式的层级构架，即所谓“分民而治”的中国式封建制度，皇朝统治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与地方官员和贵族的互惠基础上。因此，建立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和礼仪规则，辅之以君权神授的威权及中央军事实力，是合法性的根本和唯一保障。古代中西方这种封建制政权合法性差异，产生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巨大差异。

　　在西欧，一旦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与军事服务之间的互惠，或隐或明地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获得分封土地等资源的领主，财产权也具有同样的合法性，据此实现自治下的经济增长和资源增值，也得到产权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这些自治体形成具有规模经济、产权清晰和收益内部化的特质。在古代中国，中央政府除了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如修筑防御性的长城和大型水利设施时，需要动员全国力量，组织经济活动之外，并不直接介入一般的生产活动。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只对中央政府负责，并且与地方经济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发展只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济活动的叠加而已，缺少一个直接利益相关且具有规模经济的中间层次，来组织和激励技术创新，妨碍了物质资本的积累，是财富增长和资本积累难以达到一个临界最小规模，从而阻碍了可以达到革命性突破的技术进步。

　　而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源于这种互惠的契约关系和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在西欧，人们熟知的是几乎所有伟大的音乐家和画家，无一例外地受到王族和贵族的保护和豢养。科学家和发明家，更多的情形则是各种手艺人和工匠，也都受到自治体统治者的资助和保护。在皇权合法性更加依赖于各阶层精英对中央权威的显示性认同与忠诚的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被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官员选拔制度，也恰恰起到了把所有的精英（同时也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引导到通过科举独木桥，从而进入统治阶层的作用。在科举制度形成后，唐代就明确规定商人和工匠不得参加考试，从制度上便把社会精英与资本积累主体的基因联系彻底斩断。在这种精英选拔体制下，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论证皇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自己对体制的忠诚，成为精英人才的晋升之途。

　　综上，蔡昉在吸收“制度变迁”、“高水平陷阱”、“地理差异”等相关领域假说的成就基础上，将经济增长视角下的“李约瑟之谜”解释抽象为：封建制度构架上的中西方差异，诱致出不尽相同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激励）机制，最终造成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表现的重大不同，使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未能形成打破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所要求的资本积累临界最小规模，及至在特定的时点上发生与欧洲的“大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