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5月30日下午3：00-5:00； 

　　地点：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第二会议室（中冶大厦）； 

　　报告人：刘生龙（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报告题目：储蓄率决定机制的微观数量分析及实证研究； 

　　主持人：程杰； 

　　出席（共21人）：刘生龙，程杰，贾朋，高文书，蔡翼飞，林宝，陆旸，牛建林，伍海霞，王新梅，屈小博，孙兆阳，周晓光，吴要武，杨舸，王智勇，赵文，陈秋霖，向晶，郑世林，封婷； 

　　摄影：高文书； 

　　会议内容： 

　　一、刘生龙博士作报告“储蓄率决定机制的微观数量分析及实证研究” 

　　刘生龙博士报告包括几个部分：一是对家庭储蓄率的决定因素进行机理上的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数值模拟检验预期寿命、名义利率等因素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第三部分介绍实证模型及结果分析。在一个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之上，研究先从理论上证明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理论推理和数值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如果代表性个人要想使其一生的消费平滑化，当预期寿命延长使得退休期相对于工作期更长时会使得储蓄率增加。通过收集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980-2010年的面板数据，在一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础之上验证储蓄惯性、预期寿命、经济增长率、人口结构等因素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结果相一致的是，预期寿命和经济增长率对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实证结果还表明中国的家庭储蓄行为存在很强的储蓄惯性和“增长倾斜”效应，这两种因素和预期寿命延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用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之谜”。

　　二、与会学者就刘生龙博士的专题报告进行评议和讨论 

　　贾朋对本研究进行了点评，提出了几点质疑：一是前定变量和滞后变量的关系和差异？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部分过于简单，且没有反映出中国特色问题；二是模型内生性问题仍然未很好解决，工具变量的可行性不强，蔡翼飞等人也模型内生性问题提出了质疑；三是实证模型采取年份分段平均处理数据，是否存在问题？陈秋霖认为采取年份间平均值处理是面板数据中一种常用办法，应该问题不大。

　　关于理论模型的质疑较多，讨论也非常激烈。陈秋霖也对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部分提出异议，认为预期寿命延长增加储蓄率的解释可以理解，但是，经济增长率提高、利率上升会增加储蓄率的理论解释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林宝认为利率提高倾向于增加储蓄率也是可以解释通的。王智勇也对理论模型中利率的问题提出了质疑，王新梅认为应该考虑到利率和贴现率变化，目前的理论模型过于一般化。

　　家庭层面的因素没有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进行讨论。伍海霞提出，储蓄率的决定机制研究中缺乏家庭层面的因素和信息，如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变化等，这些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应该较大，但目前研究中，不论理论模型还是实证模型均看不到家庭层面因素。而且，用省级宏观数据指标去解释家庭甚至个人储蓄决策行为，是否合适？正是基于此，赵文建议修改题目，建议不同“家庭储蓄率”，实际上研究并未涉及到家庭层面，可以考虑用“居民储蓄率”概念。

　　中国“高储蓄率”之谜究竟该如何解释？预期寿命影响储蓄率的一般结论得到认可，但大家讨论认为，解释中国储蓄率应该考虑更多重要、且具有中国特点的因素。例如，陈秋霖建议将社会保障因素（可以科教文卫投入占财政投入比重为变量）考虑到模型中，社会保障与储蓄率尤其是预防性储蓄关联较大，日本、韩国的经验就是很好证明。程杰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可能与自身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方式有较大关系，对比处于同一阶段的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1960-70年代这些经济体的储蓄率同样高达30%左右，而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也恰恰就是在30%以内，中国的储蓄率是否真的特殊的高？随着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增速下降和经济结构转变，中国的储蓄率是否会出现长期下降？周晓光提出问题，城镇与农村居民的储蓄率变动趋势存在差异，在1995-2003年之间农村居民储蓄率高于城镇居民，2003年之后城镇居民储蓄率超过了农村居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从城乡差异的角度去解释储蓄率也是值得讨论的。

　　一些细节和概念性问题也被提出。赵文提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人均消费作为储蓄反映了流量概念，若用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这一流量概念是否可以得到更有意思的发现。此外，关于内生性检验、数据处理方法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关于储蓄率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家建议可以从家庭层面、住户微观数据、国际经验比较等角度进行分析。

　　刘生龙博士就相关问题和评论进行了积极回应。讨论会持续两个小时，气氛热烈，报告者和参与者均感受收获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