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2月28日下午4：00-5:30； 

　　地点：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第一会议室（北京建内大街5号）； 

　　报告人：蔡翼飞； 

　　报告题目：中国人口-经济分布不匹配度与区域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主持人：屈小博； 

　　出席（共16人）：蔡翼飞，程杰，高文书，贾朋，李玉柱，林宝，陆旸，牛建林，屈小博，孙兆阳，王磊，吴要武，杨舸，赵文，赵慧英； 

　　摄影：高文书； 

　　会议内容： 

　　一、蔡翼飞博士作学术报告“中国人口-经济分布不匹配与区域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蔡翼飞博士首先回顾了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历程，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然后对地区差距衡量指标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从空间上来看，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程度直接度量了地区差距，基于这一视角，研究重新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的变化，研究其变化的内在机制，探讨实现区域发展协调发展的路径。通过把地区差距分解为人口聚集和经济聚集程度变化的相对差异。他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区域差距主要由经济聚集度变化所决定，人口聚集度变化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但随着人口流动壁垒的降低，其对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在不断加大。通过观察各国人口与经济匹配度的变化，报告还估算了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度变化的合理区间，在此基础上对31个省级行政区行了类型划分，探讨了不同类型地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二、与会学者就蔡翼飞博士的专题报告进行评议和讨论 

　　吴要武指出，区域格局发展格局，或者说地区差距变动的阶段的划分不能仅从数据到数据，不能只根据指标的变动趋势就将划分阶段，要找到数据背后的故事。比如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政策出现哪些重大调整。也就是要使研究深化，链条延长。另外，要注意数据本身的产生过程，评估其是否可信，否则得到的几轮也不可信。人口分布是以什么口径进行的，单从一个口径判断区域格局变动是否可信，能不能将户籍和常住两个人口口径进行对照，判断如果不发生人口流动会出现什么影响，这样的政策路径也更有价值。

　　赵文提出，研究中使用人口和经济匹配度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似乎存在问题。人口和经济两个过程都是在变的，如果以相对指标作为标准，研究政策就会很混乱。他提出了一个指标供参考，即要素替代弹性。另外，他认为不匹配度怎样才是合理的，研究试图在解决这个问题，但通过国际经验得到的不匹配度合理区间证据并不充分，这方面还需要加强。

　　屈小博提出人口规模变动和经济产出是两个相互影响的变量，要以二者比例偏离均值的程度来判断地区差距的原因，其前提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下。但是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长是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向新古典经济增长的转变，跨越了两个经济发展阶段。因此，需要回答地区之间人口与经济的不匹配是否就是“扭曲的”？

　　程杰认为针对不匹配度提出路径选择并没有问题，但对于那些已经开始匹配的地区的路径选择比较困难。能不能聚焦于偏离地区，这样的政策路径更容易提出，而且针对性也更强。

　　林宝认为报告分为事实描述、国际比较和政策路径三个部分，事实描述部分比较清楚，但国际比较和政策路径就有点模糊。首先，国际比较推断合理区间还是不够充分。更为重要的事，政策路径选择有很多内容是主观推断的，并不能从研究本身得到结论。这还是因为标准不清楚导致的，究竟不匹配是否能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还需要深入研究。

　　陆旸提出既然不匹配中人口和经济都是相对的，根据这个指标没办法说清楚如何进行路径选择，能不能跳出不匹配度，找一个更为外生的因素去分析。比如，政府投资行为对不匹配的影响，然后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高文书指出不匹配度的度量本身是否科学，这是不是与国家的面积、区域的多少、人口密度等有关系？这方面需要深入的研究，单从国家间的比较可能有一定问题。他建议这个报告作为研究报告的成分比较大，还需要深入，用科学的方法，例如计量分析，挖掘深层次的机制，争取成为一篇好的学术文章。

　　综合来看，大家对蔡翼飞博士报告中的意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不匹配标准的选择上，认为这是一个先对指标，将其作为区域均衡路径选择的标准不容易得到清晰的结论，建议找到一个固定的标准。其次，对数据变化背后的故事挖掘不够深入，建议做更深入的研究，例如要素回报率的影响等等。

　　蔡翼飞博士就与会者的评论和建议均进行了现场回应和讨论。讨论会持续1个半小时，会议议程紧凑，气氛友好，讨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