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进城务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其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 的数量已经达到14533万人。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通常我们也将其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2]”，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数量、结构和特点，已经成为制定农民工相关政策的迫切需求。
为了全面和准确地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国家统计局在常规的农民工监测调查 [3]的基础上，2010年在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 [4]，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状况、主观满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
调查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3）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处于尴尬境地。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一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和结构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
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33万人来推算，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8487万人。
从专图2-1所示的人口金字塔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农村人口、农村从业劳动力和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的分布。与农村从业劳动力相比，外出农民工的年龄构成更加年轻。在农村从业劳动力中，16-29岁、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6.4%、19%、25.3%和29.3%；而在外出农民工中，16-29岁、30-39岁、40-49岁和50岁以上的比例分别为58.4%、23.8%、13.1%和4.7%。也就是说，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占全部农村从业劳动力的26.4%，但是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这主要是由于在进行就业选择时，较为年轻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从业的倾向明显更高。专图2-2示出了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选择 [5]，以20-29岁和40-49岁这两个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为例进行对比，20-2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本地非农活动和外出从业的比例分别为37.6%、13.2%和49.3%，而40-4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本地非农活动和外出从业的比例分别为67.2%、21.1%和11.7%。
（二）68.6%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中西部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为57.5%，中部和西部地区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61.2%和56.3%。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最高，超过了60%。这主要是由于在中部地区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更愿意选择外出从业所导致的。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本身而言，来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31.4%、38.2%和30.4%。
（三）72.3%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
从输入地看，分别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61.4%、54.7%和49.8%。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本身而言，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在东部地区务工。
（四）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达到40.8%
在全部农村从业劳动力中，女性的比例为46.8%；而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仅为34.9%。而且，女性的比例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高度相关。分年龄段看，如专图2-3所示，随着外出农民工年龄的增加，女性的比例逐渐降低。在较为年轻的外出农民工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16-20岁之间的外出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基本上接近50%。但是，当外出农民工的年龄超过40岁时，女性的比例已经降到约25%。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达到40.8%，而上一代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仅为26.9%。
（五）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
主要由于年龄的关系，约70%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结婚。具体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年之后且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为33.8%，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仅为1.6%。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关注。
（六）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
从专表2-2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从业劳动力的平均水平。同时，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特别是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新生代农民工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为“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达到9%和6.4%，而上一代农民工中相应的比例仅为2.1%和1.4%。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而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8年。
从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看，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30.4%，而上一代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为26.5%。
二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的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懂农业生产，目前还“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很低
从外出从业的时间看，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平均外出从业时间已经达到9.9个月。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还“亦工亦农”兼业的比例很低。上一代农民工在2009年外出从业之外，还从事了农业生产活动的比例为29.5%；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仅为10%。换句话说，在2009年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一天的农业生产活动。
而且，从农业劳动技能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经验和技能，60%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完全不会。因此，即使经济形势波动，就业形势恶化，新生代农民工也很少会返乡务农。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农业生产和向城市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二）新生代农民工从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从事建筑业的比例较低
专表2-3示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的主要行业分布。从中可以看出，与上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情况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具体来说，上一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比例分别为31.5%和27.8%，而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上升到44.4%，从事建筑业的比例仅为9.8%。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服务行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比重分别提高了3.3个和1.4个百分点。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行业时，不仅看重岗位的工资水平，也很看重企业提供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较体面、较安全和有发展前景的工作岗位。
（三）新生代农民工外出从业的劳动强度较大、仍然是吃苦耐劳的一代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与其他年龄段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并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的比例为52.4%，平均每天工作9-10个小时的比例为38.8%，另外有6.4%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需要工作11-12个小时。与上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勤奋，仍然是吃苦耐劳的一代。
（四）新生代农民工跨省外出的比例更高，并且更倾向于在大中城市务工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跨省外出的比例更高。在上一代农民工中，2009年跨省外出的比例为46.8%；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2009年跨省外出的比例达到53.7%。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在大中城市务工。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务工的比例为67.4%，而在上一代农民工中，相应的比例仅为57.5%。
（五）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年龄更加年轻
在2009年外出农民工中，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26岁，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20.6岁，而上一代农民工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33.7岁。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年之后且90年之前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21.1岁，90年之后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龄平均为17.2岁，这意味着很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的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
（六）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2009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417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为1328元，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543元。如果按照月收入进行分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月收入水平在800元以下、800元-1000元、1000元-1200元、1200元-1500元、1500元-2000元和2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8.6%、13.4%、21.6%、21.1%、22.5%和12.8%。
虽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都更高，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明显要低于上一代的农民工。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工作的年限较短，积累的工作经验较少。可见，在农民工的工资决定中，工作经验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技能的增长主要通过干中学和熟练程度提高来实现。
（七）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较高
与上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也具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感。不过，新生代农民工寄回带回的钱相对较少。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上一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的金额为8218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1%。按照月收入水平对外出农民工进行分组，我们发现对于每一个收入组，新生代农民工寄回带回的金额都要明显少于上一代农民工，这表明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平均消费倾向会要更高一些。
三 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生活状况
（一）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居住在单位宿舍
专表2-4示出了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外出农民工的居住情况。可以看到，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行业分布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在居住情况上也有所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单位宿舍的比例高达43.9%，居住在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6.5%和8.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人合租住房的比例相对较高，但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较低，租房的比例合计为36.8%。另外，新生代农民工中在务工地自购房的比例为0.7%。可以看到，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想在城市定居下来，住房将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二）已成家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是将子女留在老家
调查结果显示，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子女留在老家。对于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一地务工，但是由于租不起房子，很多夫妇仍然是各自住在集体宿舍和工作地。如专表2-4所示，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提高到32.7%，但是仍然有超过40%的比例是居住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有子女的虽然不多，而且大多是学龄前儿童，但是从现实和前瞻性的角度看，由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所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流入地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还需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龄前教育即幼儿园入园的问题。
（三）上网和看电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活动
上网和看电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活动。在业余时间经常上网和看电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46.9%和52.1%。网络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将更多地受到网络的影响。另外，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充电，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学习培训和读书看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5.5%和10.1%。
四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合同签订率低、部分岗位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社会保障参保率低等权益保障的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4.4%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与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而在上一代农民工中，没有与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61.6%。在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中，有32%的岗位不需要安全防护措施。但是，在需要防护措施的工作岗位上，防护措施较为齐全的仅占35%，有一些防护措施的占到53%，而完全没有防护措施的比例为12%。
如果遇到劳动纠纷，新生代农民工最倾向于通过“劳资双方协商”、“法律途径”和“政府”来解决问题。最倾向于通过“劳资双方协商”来解决劳动纠纷的新生代农民工占39.9%，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和“政府”来解决劳动纠纷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占25.1%和19.8%。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依靠自己和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很低，与其他年龄段的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情况没有显著差异。从全国看，单位或雇主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9%和4.1%。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很低，而且分区域和分行业的差异较大。专图2-4和专表2-5分别示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分区域（输入地）和主要行业的社会保障覆盖情况。
（二）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
由于平时工作的强度比较大，约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经常加班，使得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承受了较大的工作压力。感觉“工作压力很大”和“工作压力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7.2%和28.1%。也就是说，超过1/3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到有较大的工作压力。
相较于工作环境，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当前收入水平的满意度更低。对于当前的工作环境，感到“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24.1%和1.4%。而对于当前的收入水平，感到“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41.3%和3.3%。也就是说，有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当前的收入水平不满意。
实际上，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知识技能的现实水平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较高预期之间的矛盾。调查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比较看重自己未来的发展。对于职业发展目标，有25.8%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掌握专业技术，有一技傍身”，还有26.3%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当老板”。因此，政府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发展和收入问题。
（三）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缺乏幸福感，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和心理疏导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在身份认同上，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是老家的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6.3%和41.6%；对于“自己是农民“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23%和45.5%；对于“自己是城里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3%和18.5%。从城市融入的角度看，这显示出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农民”。
但是，在选择“如果要比较生活状况，您会和什么人比”时，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居民、城里的农民工、农村的亲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乡里的人、老家县里的人和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23.4%、23.6%、6.8%、19.3%、6.7%、3.6%和16.7%。可以看到，在选择生活的参照系时，新生代农民工明显地更倾向于与城里人相比较。这意味着，当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时，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会更加强烈。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幸福感。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只有30.6%和5%，而感到“很不幸福”和“不太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2%和7.7%。也就是说，存在11%的新生代农民工感觉很不幸福或不太幸福，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健康问题需要引起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
（四）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在未来的打算上，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如专表2-6所示，“坚决不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8.1%，“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到37%。从婚姻状况看，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从性别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在城市定居的愿望更为强烈。在未婚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坚决不回农村”和“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上升到12.5%和40.4%。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定居下来还存在诸多困难。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认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依次是“收入太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不完善”、“老人无法照料”、“子女教育问题”等。
67.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63.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可见，收入问题和住房问题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障碍。同时，认为“子女教育问题”、“老人无法照料”、“社会保障不完善”、“地位不平等”、“没有归宿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的比例分别为16%、20.1%、24%、7.8%和13.5%。
五 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随着外出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出现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问题和新诉求，这将对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安排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会，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切实解决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1、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户口登记制度。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应取消准入门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逐步转变为市民。
2、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发展上的诉求，最终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政府可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专项培训资金，加大支持力度。根据企业对技术工人的实际需求，进行针对性更强的职业技能培训，可通过培训券、报销部分学费等多种方式给予补助。另外，为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方式，精心安排培训计划，帮助他们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成功创办自己的企业。
3、从制度上和规划上整体考虑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城市政府要把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城市住房保障目标责任，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整体考虑农民工住房的需要。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运用政府支持、市场融资和农民工集资等多种手段来建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问题。
4、进一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所有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保障部门要对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加大依法纠正和行政处罚的力度。重点加强对危险行业、工种和职业危害严重的作业场所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依法保障受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得到医治和赔偿。
5、积极推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保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社会保障不仅是权益保障的问题，同时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定居下来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制度设计上，要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低交费、低水平、广覆盖、可接转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与农民工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按照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6、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和学龄前教育都纳人城市教育规划和管理。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就读幼儿园的实际困难，适当扩大城乡结合部幼儿园建园数量，并且给予经费支持。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就地接受义务教育，建立更加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规范收费标准，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管理和入学转学提供便利。凡是留守在输出地的农民工子女，输出地政府也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其上学和受教育的权利。
7、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政府部门和企业还需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和缓解心理压力。同时，只有逐步消除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种制度性歧视，使新生代农民工真正享受市民待遇，才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本之道。
文章出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