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转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国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减贫，中国经济也由此摆脱了贫困陷阱，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然而，在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或正在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人口因素所推动的变化是其中重要的方面。由于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我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养老压力，“未富先老”成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制约因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显现，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工人工资的持续上涨，使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迫切；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劳资双方在劳动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劳动者对收入和福利的要求和期望不断增加，并成为社会和谐的潜在风险。为应对诸如此类的挑战，公共政策需要作出积极、及时的回应，确保中国经济能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顺利迈进。
一、 中国人口转型的独特性
人口因素在中等收入阶段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和我国独特的人口转变过程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我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发达国家过渡时期的基本国情。
首先，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这一转变是指一个国家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的人口形态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的人口形态转变的过程。一般而言，发展中经济很难完成人口转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几近结束。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开始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及随后的经济增长。起飞前的人口转变为中国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给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必须面对很多国家成为发达经济时才面临的问题。
其次，和其他很多经济体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更迅速，人口红利期更短。从1970 年代开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开始后享受了人口红利。然而，由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太快，也使我们的人口红利期相对较短，并将在今后几年转入人口负债期。因而，抓住目前的战略机遇期尤显重要。
第三，中国将成为为数不多的“未富先老”的国家。虽然人口老龄化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未富先老并不多见。我国由此而遇到的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
二、 人口因素所推动的劳动力市场变化
如果说老龄化仍然是不久的将来面对的挑战，那么，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则已经开始显现。我们知道，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来自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就我国来说，由于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队列将会逐渐减少。以2007 年为例，当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由前一年的1491 万大幅下降到894 万，并由此开始较长时期的单向下降趋势。据预测，到2017 年前后，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首次出现负值。如果这种劳动供给形势面临着日益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则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必然发生转变。
应该说，被称作“刘易斯拐点”的这一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劳动者的收入不断提高，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福利，缩小收入差距。尤其是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将有效改善收入分布底端人群的收入状况，对缩小城乡差距，乃至总体收入差距有重要意义。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到劳动力流动效应，总体收入差距会缩小5% 左右。
其次，工资上涨等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化，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由于工资上涨，劳动投入相对于资本而言更加昂贵。当这种信号持续出现并逐步加强的时候，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随之发生。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大都肇始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民工荒”的持续出现将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劳动者收入的提高，有助于经济结构的平衡。农民工收入的持续增加将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同时，由于他们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更高，因此将增加总体的消费需求。
三、 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阶段来自人口因素的挑战
劳动力市场越过“刘易斯拐点”，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由于人口因素的相对稳定性，人口转变推动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将形成长期趋势。但是，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鲜有国际经验可循，在中等收入阶段应对来自人口因素的挑战，将会成为一次独特的实践。
首先，劳动力市场必须要确保从劳动力丰裕向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平稳过渡，并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劳动力的短缺实际上是指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劳动力的短缺。我们的研究表明，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已经较为充分地转移到了非农部门。目前仍滞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中老年为主，而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以41 至50 岁组的农业劳动力为例，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者占52%，初中及以下者更是占到92%。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劳动力短缺和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共存局面的持续出现。
可以预见的是，由人口结构因素主导的劳动力短缺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就要求我们能从中长期战略的角度来应对这一挑战。
其次，必须妥善解决好“刘易斯转折点”后，农业发展可能面临的波动。转折点后，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开始上升，但由于农业的劳动回报仍然小于非农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仍将延续。然而，由于刘易斯转折点后，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有可能引起农业总产量的损失，导致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因此，完善农业投入体系、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农业生产向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转变就成为当务之急。
第三，必须充分意识到普通工人工资的全面上涨给当前教育发展带来的挑战。基于微观资料，我们观察到近年来低技能的工人和技能型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例如，高中毕业和初中毕业的农村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05 年的17.3%下降到16.9% ；高中以上和初中的差距则由75.3%下降到57.1%。这意味着，对于尚在学校学习的年轻人而言，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接受教育的所付出的时间代价相应提高，主动辍学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此，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和直接补贴，把学生留在校园已经刻不容缓。
第四，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的新挑战。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后，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保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成为长期面临的压力。其一，如前所述，农业总产出的波动可能会抬高农产品价格，而且，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会持续上升，并成为价格总水平上升的推动因素；其二，劳动者收入的上升会增加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成为拉动价格水平的力量；其三，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上涨速度如果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四、 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迎接挑战
人口因素是推动经济发展进入“刘易斯转折”的基本力量，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同时，劳动力市场形势变化之迅速也令我们始料不及，其影响也非常广泛。应对上述挑战，提升劳动生产率是核心。
首先，提升劳动生产率，是我们应对“未富先老”的唯一手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老龄化时所遇到的困难不仅在于养老体系的不完善，更重要的是养老资源的欠缺。然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养老制度，其基础都是劳动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特别重要的是，与很多小经济体（如新加坡）的养老模式不同，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可能依赖国际资本市场养老。解决养老问题只能主要依靠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其次，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正确路径，也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最基本的手段。应当指出的是，当前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变化所引致的工资上涨，和发达经济体由就业需求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工资上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济发展以创新作为主要动力，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会不断增加。由于技能型人才的工资上涨，接受教育的回报也会提升，并激励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目前出现的工资上涨，主要是普通工人的短缺，难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干预，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非常必要。
第三，宏观调控虽然更强调短期管理，但提升劳动生产率作为应对“刘易斯转折点”后宏观经济调控新局面的治本之策，应予以充分重视。如前所述，“刘易斯转折点”后农产品供给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推动价格总水平上升。而无论是农产品供应的增加，还是消除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影响，提升劳动生产率都是关键环节。
围绕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核心，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需要加强政策的协调力度。尽管我们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来已久，但在要素市场价格、尤其是工资水平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就会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压力提升技术类型。而最近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转折性变化，则使我们有条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时，相关政策的配合尤其重要。
其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也需要劳动投入与其他生产要素更紧密地配合。在这个新阶段，需要政府更加积极地保护和鼓励创新，以使其对经济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刺激人力资本投资。
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是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完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的任务非常紧迫。虽然经济结构的转型具有长期性，但对劳动者的教育是超前的行为，具有紧迫性。当务之急是：（1）继续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在两免一补”的基础上，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直接补贴，尽可能消除工资上涨对就学产生的负面影响；（2）将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阶段，为未来的劳动力做好知识储备；（3）切实提高劳动力培训体系的运行效率和实际效果。
文章出处：《国际金融》，2011年第10期